“四书五经”考的是《大学》，侧重阐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义。
《礼记》考的是依据“天地之大德，其若四达:曰曰治生，曰曰治言，曰曰治乐，曰曰治政”阐述对“三纲五常”的理解。
其他试题也依此类推，覆盖了对天地君亲师和治学、做官的理解。
唯有策论题格外令人印象深刻，问的是《大乾宪章》对治国理政的影响。
众人对此议论纷纷，这套试题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大乾宪章》乃是景泰帝登基后历经五年才撰成的法案，可谓是呕心沥血之作。
然而宪章虽好，但李党却鲜少依章办事，几近虚设，此亦为景泰帝心头一大憾事。
正因如此，景泰帝才看透朝政，李相一日不除，再好的变革和律例也无法发挥作用。于是他收起锋芒，韬光养晦，变成了之前不理政事的模样。
《大乾宪章》之题一出，对于景泰帝而言，仿若预示他时机已至，当重振旗鼓，一雪前耻。
此题既迎合了陛下，又考验了学子对国政规章、法规条令以及治国安邦的解读，堪称绝妙。
陈万年前面试题的阐述都答得简洁明了，到了策论才娓娓道来：“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若法不阿贵，则绳不挠曲。若以严法治国，则智者莫能辞，勇者莫敢争。刑过不避重臣，赏善不遗匹夫，方为治国之良策。”
而后他又列举史上诸国兴亡，楚庄王吞并二十六个国家，开疆拓土三千里，当楚庄王死了以后，楚国就走向了衰落。齐桓公吞并国家三十个，在他死后，齐国也跟着衰弱。这些强大国家的衰弱，多半是因为群臣官吏只做祸乱国家的事，刚愎自用，营私舞弊，而不推行治国的法度。好比抱薪救火，越是混乱，国家的衰弱就会越发加剧。
这番话说得景泰帝频频点头，泱泱大国，正因为不尊法治才逐渐积贫积弱，正因为有不正之风，才导致满朝官员上行下效，奢靡成风。
他沉声说道：“与朕一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然而现今士风不正，官员欲求无边，朕想复古道，以选士、俊士、造士正风气，举贤任能，共创盛世！”
一句“士风不正”，让很多官员低下了头。
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途上哪容得下清官，否则宴家也不能灭门。
景泰帝心情沉重，低声问道：“陈万年，你既中庶吉士，为何不在京都候补翰林院，反而回乡？”
陈万年跪下说道：“陛下，科考之后，吏部称要守选，告诉臣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五载。臣家中本就不富裕，京都开销又大，双亲变卖家产也仅够臣在京都生活半年。若能有差事，臣就算给人写信抄书也要等着，但在等待的过程中，臣听闻很多寒门学子等到而立之年才能登堂上任，甚至有人不惑之年还在守选。就在臣盘缠全无时，又听闻仅有的差事均被世家子弟荫叙，臣还听闻直隶学士顾昶七岁的儿子都荫授太常寺协律郎，甚至还有权臣襁褓中的幼子也荫补了官职。”
景泰帝狠狠拍击桌子，怒喝道：“岂有此理！”
陈万年顶着天子盛怒，继续说道：“臣十年寒窗苦读，竟比不过垂髻小儿！万念俱灰之下，臣才返乡，做起了教书先生，至少能管家人温饱。”
不少官员已经瑟瑟发抖，自家十余岁的儿郎不少都荫补了官职，陛下若是借机生事，他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景泰帝忍着怒火，让落榜的张功胜念出答卷。
张功胜的基本功夫很扎实，经史子集均烂熟于心，但策论略显平常，没有陈万年的见解独到。
对于乡试而言，这种水平已经足够入围会试，落榜着实有些可惜。
景泰帝又转头问向吴秉志：“你既是南直隶乡试解元，想必学问当在两人之上，他人抛砖引玉都已做完，你就不必藏拙了。”
祝卿安看着吴解元颤抖的双腿，觉得皇兄这句“藏拙”尤为讽刺，他可能是“真拙”。
吴秉志张大嘴，抖着声，大学之道还未阐述完就双眼一闭，晕了过去。
人虽然晕了，但答卷还在，景泰帝命陈公公替他当众念完。
陈公公边念边替吴秉志汗颜，写的都是什么啊，别人都是寒窗苦读，他是不是竟卧床苦睡了。
在场多半都是读书人，三人的学识高低立现，根本不用评判。
景泰帝说道：“将顾昶、魏省钦给朕押解过来，朕要亲自问问，这个水平都能当选解元，大字不识是不是也能荣获举人的资格！”
其他人都大气不敢出，只有徐凤年痛快的应道：“遵旨。”
祝卿安突然对他的勇气肃然起敬，倘若这次徐凤年能全身而退，一定要把燕恬可介绍给他。
有燕回做大舅哥，估计他还能多活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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