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正小心地隐藏自己的存在，恨不得融化在空气中。但他也算当事人，这事儿无论如何也逃避不过去。
皇帝看过《时事新闻》之后还算平心静气的，但是立刻询问他报上访谈中所说的事情，并让他仔细讲了一遍。结果越听，皇帝的脸色越难看，最后已经因为愤怒微微扭曲了。
他也是久在皇帝身边，也没少读书，自认为能够理解皇帝的愤怒。
皇帝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被人质疑统治的正当性。
若是辽国君臣质疑大宋并非并非大唐之后的正朔，那么赵官家还可以不理会。因为本来就是敌国嘛，两国相争，争夺正统地位是必然的，早就有思想准备了。赵官家还可以对百姓说：看，这是蛮夷乱我中华之计。
若是一个大宋的汉人质疑大宋并非大唐之后的正朔，那么自然可以判个谋反或者大不敬罪。就算不杀头，随便丢到哪里去就能让他从此消失。眼不见心不烦。
但是燕云汉人质疑大宋的正统，那么赵官家就比较烦了。从血缘上说，那些都是大宋朝廷承认的汉人，自然不是蛮夷。但是这些人又在辽国，没法消灭啊！这种来自同族，又无法掩盖的质疑，即使是来自辽国的，也让敏感的赵官家寝食难安。
而皇帝更应该恼火的是，你们这些大臣不是一直在给朕讲，只要王师一入燕云，汉人百姓就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吗？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发生，反而是人家根本就羞于认大宋是一家人。原来，你们都是在骗朕啊！每年花那么多钱，养你们这些废物作什么呢？
幸好，皇帝涵养好啊，最后终于没有发火。在沉默了半天之后，皇帝才说了一声：“召李不弃觐见。”
王中正心里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李不弃不管什么事都有办法，只要他来了，定能解了皇帝的郁闷。
皇帝并没有在崇政殿接见李不弃，却命人把李不弃带到天章阁。
天章阁是收藏保存宋真宗遗物的地方，也是个很敏感的地方。因为赵祯在庆历改革前，就是召富弼、范仲淹等大臣，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问治国之计的。此后才有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作为改革的纲领。
李不弃被领到天章阁时心里打鼓：是不是把皇帝刺激过头了，他这是又要来一次改革么？这玩笑可就开大了啊！
李不弃拜见皇帝之后，皇帝却转身来到太祖、太宗的画像前，仰头看了半天才说：“朕第一次见到不弃才不到十年吧？想不到不弃的学问已经不同凡响了。看了你对天下之利的分析，朕才知原来国家应该有这么多事要作。看来这‘垂拱而治天下’的意思，朕以前理解得却是错的。”
李不弃忙说：“垂拱而治天下，自是君子所望，只是臣以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君王和食俸禄者却要对黎民负起责任。不然上下皆垂拱倒是都清闲了，可该作的事不作，把家业吃光，最后天下便乱作一团，只有鼎革一途。那是败家子的行径。”
赵祯点点头说：“是啊！其实朕也看得清楚，这事儿，是不得不做的。只是每行一事，往往天下骚然，奈何？”
看来皇帝还是没有走出庆历变法失败的阴影，李不弃只好给皇帝解说：“臣说君子治国，在知利害的同时，做事不但要务实而且要有做事的术。作同样一件事，术不同，有成事的有败事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国更需要行事有术，才能趋利避害。”
赵祯从小就被教育作皇帝要“重道轻术”，听李不弃如此重视术就问：“术真有如此重要吗？”
李不弃郑重说道：“比如隋炀帝，征高句丽、挖运河把国家弄垮了。可是唐朝也三征高句丽，也开挖运河，但是国势却蒸蒸日上。这就是有术、无术之别。我朝立国已近百年，臣以为在开创昌明盛世的同时一些积弊也陈陈相因，如沉疴日久，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论道是不成的，必须务实研究，运用更多的技术来解决。这便如要治沉疴需要更加小心翼翼的下药。医术差的往往针对病因下猛药，但是因为久病体虚，病未必见好，经常是人却没了；医术高明的却是或先治标后治本，或却邪同时要扶正，缓缓图之，虽然花费的时间要长些，但是总有病好的一天。”
赵祯原本也是想做事的，不然不会逼着范仲淹给他出谋划策进行改革。但是他完全没想到刚一改革，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就激化到让他心惊胆战的程度。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范仲淹，停止改革。
改革的失败不但给了他巨大的打击，而且让他彻底陷入了彷徨。他发觉过去他学的东西似乎不对啊！老师们从小就教导他，他是皇帝，只要站在大义名分上，振臂一呼，就该天下莫不景从。可是这次改革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范仲淹的十条纲领，在他看来绝对符合大义，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呢？此事后来他反思多年都不得要领。现在李不弃说要务实重术，他觉得眼前一亮，立刻把李不弃当做了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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