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井雄一拿起了电话，说道：
“我是岩井雄一。”
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岩井先生，告诉您一个消息，山城的汪先生今天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电话是岩井雄一的副手今井太郎打来的，今井太郎是做为总领事的代表，一直参与与汪精为前期派来的代表高忠武和陶希盛谈判日汪密约的工作。
高忠武是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8年。1931年毕业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教授政治学。
次年转任南京《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兼中国政治学校教授。全面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汪精为叛逃后，开始追随汪精为。
陶希盛是湖北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27年1月赴武汉，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武汉分校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兼《党军日报》主编等职。
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军校高级政治教官兼政治部训导处处长。同年12月辞职赴上海，加入汪精为领导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庐山座谈会，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议员。1938年在武汉任文艺研究会秘书长兼研究组总干事。7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2月随汪精为逃往香港，为汪叛变投敌制造舆论。
高忠武和陶希盛两人受汪精为的指派，到上海与日本人进行日汪密约的谈判。
日本方面主持密约谈判工作的是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长影佐祯昭。
此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任侵华日军参谋本部中国驻在员、参谋本部中国课员、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副、参谋本部中国课班长、驻上海武官等职，有中国通之称。
七七事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长、谋略课长，1938年任参谋本部军事课长，策划建立汪精卫政权工作，同年12月，指挥特务机关协助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降日。
双方谈判的日汪密约包括《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和《调整日支新关系原则》、《日支新关系调整要项》、《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等三个附件。
其主要内容是：承认伪满洲国，日、“支”、“满”“三国”提携。
定蒙疆（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省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
汪伪政府自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
汪伪军和警察由日本供给武器并加以训练。
汪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农交通事业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
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由于这个密约过于卖国，不仅高忠武和陶希盛有些不满，就连汪精为也觉得颇为过分，一直在犹豫，不敢马上答应。
他知道同意了这个汪日密约，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坐实了他汉奸的事实，撕下了他所谓“救国”的伪装，将引起国人的公愤。
而如果不答应，日本人就不会扶持他成立新政府。这就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
他其实心里清楚，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实在不行的话，最后也只有答应了。
所以在这之前，汪精为还想讨价还价，期望日本人能做一些让步，因而谈判进展的非常缓慢。
由于谈判一直处于僵局之中，他决定亲自来上海主持谈判工作，他的想法是如果在上海谈不拢，就亲赴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展开会谈，以期得到日本高层的理解。
汪精为其实来上海也是迫不得已的。
香港在英国控制下，他手下的周弗海等人在香港展开政治活动已经受限。
而广州则被日军占领，为避免被人看作日本人的傀儡，他也不愿往广州发展。
于是上海成为他的唯一选择。虽说山城军统特工在上海暗杀成风，但毕竟躲在日本人的虹口租界内，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还是比较安全的。
于是他乘坐日本军舰“北光号”秘密抵达上海。
离船上岸后，由日军的汽车直接送往了虹口江湾东体育路，住进日本人安排好的一幢别墅里。
别墅四周由日军进行了严密的警戒。
袁野心想，原来这个大汉奸来上海活动了。这个消息应该向渔翁汇报，估计军统总部知道了，肯定会策划刺杀行动。
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日本方面肯定会安排最高等级的安保措施进行保护，要刺杀他谈何容易。
何况他在叛逃到安南时，戴雨浓曾安排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树带队前去行刺，都没有成功。
汪精为逃过一劫后，会更加小心谨慎，只怕要刺杀他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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