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emis。”我又一次听到Samuel的声音，“放心往前走，我在这里。”
“嗯，我也在。”
我会心一笑，回头看他，他的脸被护目镜和面罩挡住了大半，只能看见那双深邃的蓝眼睛，眼角已经被冻得发红。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点很淡、很安静的笑意。
“准备好了吗？”
“当然。”我说，“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
最后那几十米，漫长得像一生。
每一步都很缓慢，甚至蹒跚，几乎像在和整个世界对抗。风从四面八方灌过来，雪粒打在护目镜上，发出细密的沙沙声。我能听见自己的喘息，也能听见氧气瓶规律的气流声，像某种单调而坚定的倒计时。
某一个瞬间，脚下忽然平了。
我愣了一下，接着，抬起头。
眼前再也没有更高的坡，也没有更高的岩脊，没有还要继续仰望的地方。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天光、云海，以及所有山峰都伏在脚下的轮廓。
我这才意识到，我站在了珠穆朗玛峰顶，我真正站到了世界之巅。
那一瞬间，我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风声、呼吸声、越来越远，Samuel在我身后喊我的名字也像隔着一层很厚很厚的雪。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不知道是因为缺氧，还是因为眼泪。
我低头，摘下一只厚重的手套，动作很慢地摸了摸自己胸前。
厚羽绒服里面，贴着最靠近心口的位置，我戴着那枚Iseylia送我的胸针。
我想到那天在京都的茶室里，她替我把它别在西装衣襟上，笑着说：“我很想看你，戴着这枚胸针站在全亚洲最高的位置。”
我做到了，不仅是邵逸夫奖的颁奖典礼，更是世界最高峰。
Samuel也成功登顶，走到我身边，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蔚然举起相机，隔着厚手套冲我比了个手势，示意我看镜头。
我靠着她的肩膀，和她、Samuel一起，在珠峰上记录下我们的足迹。我拿出了冲锋衣口袋里，我和Iseylia、Astrid的合照，还有Candice、Felicia，我和我所有其他朋友学生的照片，我打开横幅，上面只有一句话。
『I’m here with you, in the top of the world, forever.』
蔚然示意我帮她拿着相机，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横幅——『For every girl with a dream』。
Samuel比起我们，就“自我”了许多，他拿出他和家人、Wilbur的合照，和一句最简单的，『Ich liebe euch』（我爱你们）。
我看见，那张照片上，也有我。我没有说话，只是帮他拍下照片，走到他身边，轻轻给了他一个拥抱。
下山前，我低头望着脚下翻涌的云海，望着远处被晨光一寸寸照亮的喜马拉雅群峰，望着那片我研究了一生的天空，忽然心里，终于彻底空了下来。
像一场持续了很多很多年的暴雨，终于在此刻停了。我不再需要拼命逃离过去，也不再需要靠出色的成绩，才能确认自己值得被爱。
下山后，我仍然会继续做研究，继续计算、建模、观测、发表论文，继续在天体物理的前沿和宇宙理论较劲。
我仍然会想拿诺贝尔奖，想去更远的地方。
可从这一刻开始，这些都只是因为——我喜欢，我愿意，我可以。
我抬起头，迎着世界最高处凛冽的风，笑得格外开心。
回程比登顶时更漫长，也更疲惫。
真正从峰顶撤下来后，兴奋感一点点褪去，身体里被肾上腺素强行压住的酸痛和虚脱感，才迟钝地一寸寸漫上来。小腿像灌了铅，肩膀被安全绳和背包勒得发麻，连摘下手套的动作都变得迟缓。风雪依旧很大，冰坡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晃得人眼眶发酸。
但幸好，我们成功回到了大本营。
回到营地那天傍晚，天色刚暗下来，整个营地都是呼啸的山峰，帐篷外偶尔还能听见远处登山队和夏尔巴向导说话的声音。
我裹着厚被子和睡袋缩在床上，喝了两口热得发烫的甜茶，等手指终于恢复一点知觉后，才把卫星网络连上，低头翻出今天在峰顶拍的照片。
照片里，我戴着护目镜和氧气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脸被风吹得通红，眉毛和睫毛上都结着细小的冰晶，手里拿着我和Iseylia的合照。
照片中是博士毕业典礼时，戴着博士帽的我和身穿教授长袍的她，我还记得，那天是7月13号，Iseylia穿着这身长袍和我们博士生一起在喷泉前拍照，险些中暑。
她当时还忠告我们，说她一定要和学院写邮件反映，以后等我们当了教授，要不就取消毕业典礼穿教授袍的规定，要不就把毕业典礼改在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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