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皇帝已然不像原本的皇帝一样，只需要坐在高高的御座之上，淡然若定的指挥着一切就可以了的，当这种种的社会矛盾摆在桌子上的时候，即便是再圣明的天子，也根本处理不了如此众多的事件，所以他必须要分权给自己的宰相。
这其中的道理就很像现在的政府和以前政府之间的差别，看看我们史书中记载的以前的政府，一个县里的官员，最多就只有县令、主簿、县丞这几个官而已，三个人可以说就决定了一个县里面所有的事情了，而现在呢？一个县里面拥有多少的官员？县长、县书记、副县长、人大、政协、教育、公安、司法、纪委、环保、卫生、国税、地税、商税等等，大大小小的官员不下百人，这便是现代政府和古代政府之间的区别。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也越来越强，皇帝即便是学究天人，对于书本上的知识过目不忘，也根本不可能处理如此多的学科，其中一些东西就必须下放，这里的下放，不仅仅是把皇帝的权利下放给宰相，还是把中枢朝廷的权利下放给地方。
这其中的道理也很容易理解，在以前农业时代的适合，无论是沿海的郡县，还是内地的郡县，又或者是靠着河流的郡县，一个地方官所需要负责的事情无非就是梳理水渠、巩固河道，同时收粮收税，劝进农桑，这便是他们的工作，即便有变化，变化也十分的小，可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商品产出以及人们职业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地方政府的要求便也越来越多。
一个山地为主的郡县跟一个靠海郡县的管理方法必然是要不一样的，可是在宋朝的体制下，地方官的权利微乎其微，即便是收上来的税，除了给衙门里的人发工资之外，剩下的钱全部都要上解朝廷，然后由朝廷统一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衙门甚至连管理的权利都没有，所有钱财的征收都由三司派出的人马来管理，没有了钱，地方上的衙门自然也就没有了权，有些有识之士想要做些什么，也是徒呼奈何了。
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权，皇帝的权利下放一部分给宰相，让宰相可以更加自由的处理政务，尽情的施展才能，然后把中央的权利下放到地方，让地方的财源更加充沛，以此来依照自己的优势来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要想做到这一些，扩大宰相的权利是十分有必要的。
所以下放权利已然是必定的事情，无论是谁，赵昕都会那么做，若是没有徐清他也会交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上，这不是任何人能够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改变才决定的，若是不交，天下事务日渐繁杂，就会全部由皇帝一个人来处理，大臣们只能做一个部署，决议还下皇帝来下，那么皇帝不被累死就是国家大小事务都会拖延许久，办公效率极度低下，这便是唯一的后果。
其后甚至会引发更大的叛乱也说不定，而人类的历史也几乎是这样走过去的，在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最开始的时候皇帝还有征税、开战的权利，后来随着社会制度的复杂化，权利开始进入议会，皇帝成为了橡皮图章。
这种情况持续到二战之前，再然后随着二战的硝烟散去，第三次工业革命降临，人类的社会组成模式变得更加复杂，议会之中的上议院便失去了权利，下议院开始掌握大权，可以看出，每一次的技术革命，在政治上导致的结果就是掌握权利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中国也是如此，最开始的时候掌握权利的人很少，地方上更是没有什么权利，无论做什么，都是参照中央的计划来执行。
而到了后来，地方上的权利开始逐渐扩大，直到现在五险一金之类的社会制度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社会发展来进行变革以更好的发挥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这一切，都是因为公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所导致的对于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从下至上的一次次潜移默化的改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既然如此，当然是徐清这个老师他更为信任了，毕竟徐清是一直看着自己长大的，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亦师亦友，把权利交到徐清的手上，总好过交到别人的手上，所以他当然不会因为徐清的拒绝而放弃，在第二天，赵昕立刻便重新下达圣旨，任命书中一字不变，这一道圣旨之后，反对的声音小了很多，显然，所有人都能通过赵昕的这一个动作看出，赵昕是真的要把权利交给徐清了。
不过徐清还是表示了拒绝，不过这一次的拒绝就不是那么干脆直接了，中国古人讲究谦逊，像这类重大的人事任命，自然不能争着抢着去接，不然就会给人一种不太好的观感，觉得你这个人是个官迷，徐清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第二次拒绝了赵昕，随后赵昕又发布了第三次圣旨，昭告天下任命徐清为宰相的消息，这一次徐清终于没有再拒绝，同意了赵昕的意见，正式成为继范仲淹之后，大宋朝的宰相，官居正一品，紫袍着身，领太师衔，为天下重臣之官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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