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吧，毕竟我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
但同时，我也明白，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尝试新事物，结交新朋友。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再孤单寂寞。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的历史真的是个笑话，人类最开始诞生的初期，是母系社会。
我们人类的群体就像是一窝窝蜜蜂，以蜂母为中心枢纽，工蜂为劳动收货的工具。
那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她们负责生育和照顾子女，同时也参与农业生产和其他重要活动。
而男性则主要从事狩猎和战争等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后来随着男人的侧重加大，渐渐衍变到公系社会，多子多福、一夫多妻成了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潮流。
这一时期，男性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导者。
他们通过婚姻制度来控制女性，并将其视为财产和劳动力。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尤为明显，从夏朝到周朝，再到后来的各个朝代，都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
在这个时期，一夫多妻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富裕的男性可以拥有多个妻子和妾室，而贫穷的男性则可能无法娶妻。
此外，多子多福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人们认为儿子越多越好，可以继承家族产业并延续香火。
因此，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女性则逐渐被边缘化。
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
随着工业革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逐渐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开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但即便如此，男性仍然在许多方面占据着优势地位，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
这一传承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竟然忽然兴起一波计划生育的政策导向，有一些宣传口号我现在还记得：
少生优生，幸福一生。
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坚决不生。
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其实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1年就开始推行，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认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就被写入了宪法。
这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提高、生育力上升，人们“人丁兴旺”“重男轻女”等观念，以及避孕知识和方法的不足等因素，导致人口快速增长。
而人口的快速增加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如公共资源投入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教育资源无法充分保障、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对于家庭而言也会增加经济负担。
想想还记得隐约耳熟的【四万万同袍】也不过是来自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当时曾调查出人口不过约是四亿七千多。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不过是6.94亿人口，到了八年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经是10.08亿了，八年人口增长3.14亿人，八年来的增长率几乎达到了150%，所以1982年才正式确认了计划生育国策。
我还记得我爷爷有亲兄弟五个，大姑奶小姑奶亲姐妹两个，同辈有七个人之多。我爸爸兄弟两个，还有一个大姑，到了我这一辈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严厉执行的时候。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出门，弟弟都会说他属马，而我则会说我属龙。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超生非常严格，如果被发现超生，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可能导致父母坐牢。
此外，父母也会被迫接受结扎或上环等避孕措施。尽管80年代出生的人并没有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但那时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会播放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
然而，当我作为90年代出生的孩子时，情况变得更为严峻。
或许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来控制生育。这些记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时代背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段关于姑姑的往事。那时候，她已经身怀六甲，但却因为躲避超生稽核队而不得不四处躲藏。
她来到了我们家，住在侧屋里。由于没有床铺，只能从三叔家里搬来了一张台球桌，铺上两床被子当作临时的床榻。
每当有陌生人来访时，姑姑便会躲起来，以免被发现。
如果有人问到这张台球桌，我们就会谎称这是我和弟弟睡觉的地方。
这段回忆充满了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和人们所面临的压力。
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对于大人们的烦恼一无所知，更无法理解他们那时只有四块五的爱情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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