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王国梓说起东林党把持考核，阮大铖想起自己的过往经历，那可都是血和泪呀！
他甚至带着哭腔控诉道：
“驸马爷，您真是明见万里！
京察成为擅权手段，就是从东林党开始的。
此后，不管是哪一党上台，都急功近利、党同伐异。
他们是非不分，利用京察打压异己。
东林党当初行差踏错，方才有了今日的这股逆流，使得仕风败坏、官吏无能！
小人……小人是深受其害！”
陈子龙听了此话，本想反驳；但想起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他又无言以对。
因为当年，确实是顾宪成幕后策划，利用京察搞倒了首辅王锡爵。
……
王国梓见他沉默不吱声，幽幽的开口道：
“遍览东林诸公，直言犯谏者无数。
可在我看来，犯上是一定的；直言却未必。
那些直言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龌龊。
王锡爵王阁老，真是可惜了！
他自进入朝堂以来，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做阁臣的几十年中，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于让大明看到了再次中兴的曙光。
结果就是因为一次京察，将他几十年的名声都给搞臭了。
哎，东林诸公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而像王阁老这样殚精竭虑去做事的，从来都是不容易的！
陈先生，你不觉得，大明局势崩坏，就是从王阁老被迫致仕开始的嘛？！”
陈子龙：“……”
王国梓见他脸色煞白，却不准备放过他，继续道：
“东林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此呢！
其罪二，就是让国库空虚。
大明自弘治中兴以前，税收一直是以田赋和丁税为支撑。
但随着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到了万历年间，国库明显入不敷出。
这时候，有识之士就建言开征工商税。
可这却动了江南士绅集团的利益；而东林党中的大多数，都与这些集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到这里，王国梓对着阮大铖道：
“阮先生的恩师——景逸先生，可不就是做米行和茶叶生意的。
还有李三才。
他家不是做绸缎、珠宝和典当发家的嘛。”
阮大铖听了此言，忙点头附和道：
“驸马爷所言极是。
东林党的触手，涉及到方方面面！”
王国梓盯着陈子龙，直看得他面有愧色的低下了头，方才继续道：
“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事若关己，拔刀暴起！
这一句，还真的没说错。
自万历帝开征工商税以来，东林诸公就一直鼓动皇上废除此税！
他们找的理由，也是十分有趣：
不与民争力，藏富于民！
哼哼，陈先生，我就问问你：
这里的民，是引车卖浆的升斗小民；还是有事没事去秦淮河上找一两个妓子清谈交流姿势的富民？！
万历二十四年，又有有识之士建议开征矿税。
是不是也是东林党极力反对，鼓动不明真相的百姓抗税，所以才不得不被叫停！
地方豪强和地主士绅通过东林党，确实免除了工商税和矿税。
但大明国库不可能一直空虚吧。
这种情况下，只能进一步加重田赋，才能补亏空。
可以说，大明百姓活不下去，导致流寇四起，东林党居功至伟！”
眼看着陈子龙脸色已经铁青，王国梓继续道：
“东林党之罪其三：乐此不疲的党争！
嘴炮党多以抨击时政起家，东林党也概莫能外！
掌权后的东林，处处站在‘反庙堂’的高度，与大明的大政方针针锋相对；俨然将一个处理政事的朝堂，变成了‘斗鸡场’：
处处对人不对事，又处处党同伐异！
在这种情况下，朝堂上的决议，都成了决而不定；衙门各行其是，毫无凝聚力可言。
更糟糕的是，权力涣散，导致延误战机。
哼哼，当初李自成从陕西东征，先帝本有意南狩，以图东山再起。
可东林党又在干什么呢？
这些人将南狩跟国本联系起来，坚决反对先帝迁都，理由竟是不能轻易动摇国本。
最终，先帝只能在殉国前，喊出了那句：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你们面对先帝在天之灵，心中就没有一丝愧疚嘛！”
陈子龙此时想要站起身，却被王国梓制止：
“最后，东林党还有一条大罪：
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先帝消灭阉党后，东林诸公开始占据朝堂上各处要害衙门。
但你们明显没有治世之才，更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
可你们却拿着国家公器，做着党同伐异的事。
当初，熊廷弼督师辽东的时候，颇具将才，一度使努尔哈赤不敢轻举妄动。
只因他是一个粗人，没有对东林诸公卑躬屈膝，就被当时掌控内阁的东林党给撤换了。
结果呢？
换上来的袁应泰，治理黄淮、兴修水利，倒是一把好手；但对行军打仗根本就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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