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韦母的真情真意，以及韦阿宝为自己病情加重的消息，杨月楼内心的坚冰开始融化，他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期盼，终于答应了这桩跨越阶级鸿沟的婚事。
杨月楼随后请来了戏班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依循传统礼法，郑重其事地准备了婚书，精心挑选了丰厚的聘礼，双方家长正式订立婚约。
韦阿宝听闻杨月楼接受婚约的喜讯，犹如枯木逢春，心中的喜悦犹如灵丹妙药，使得她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起来，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神采。这场扣人心弦的爱情悬念，最终在冲破层层阻力之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结局。
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头巷尾，杨月楼与富家千金韦阿宝的联姻犹如一颗炸雷，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无不惊叹这堪称旷古烁今的一段姻缘。在世人眼中，一个普通的京剧演员竟能赢得豪门千金的芳心并共结连理，杨月楼无疑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成为人人歆羡的对象。
世事无常，看似美满的童话并未延续太久。杨月楼与韦阿宝婚后的生活甜蜜如诗，两人如胶似漆，誓言白头偕老。但命运的残酷转瞬即至，仅仅三个月的鸳鸯蝴蝶梦，就被一双无情的手撕裂开来。
幕后操纵这一切的并非他人，正是韦阿宝的亲叔父——韦天亮。这位保守观念根深蒂固的家族长辈，对于侄女与一个地位卑微的戏子结合之事，视为一种对家族荣誉的玷污，更是对传统的公然挑衅。在他的眼中，杨月楼即便才华横溢，终究不过是个社会底层的艺人，与名门闺秀缔结婚约，无疑是对伦理纲常的践踏。
愤慨不已的韦天亮怒气冲冲地找到了韦阿宝的母亲，厉声谴责她擅自做主，无视家规祖训，让家族蒙羞。紧接着，韦天亮更是狠心地将此事捅到了衙门，指控杨月楼犯下了拐带盗窃之罪。
真相是，韦阿宝在奶娘的协助下，偷偷带着娘家的金银细软离家出走，与杨月楼完成了婚事。此举实为韦母苦心孤诣的安排，她原以为这样能够避开族内纷争，减少不必要的困扰。然而，预料之外的灾祸终究如期而至。
那时执掌上海县令之职的是广东香山籍的叶廷眷，此人素来看不起戏曲从业者。当他接到韦天亮递来的状纸，丝毫未作详查，立即下令捉拿杨月楼。公堂之上，叶知县毫不客气地痛斥杨月楼品行不端，指其诱拐少女，随即命令衙役对其施以150杖的严刑，狠击其腿部。
目睹丈夫遭受酷刑，韦阿宝心如刀绞，她强忍悲愤，挺身而出，声音颤抖却坚决地抗辩道：“我们是经由正规媒妁定亲成婚，我身上穿戴的这些财物都是母亲赠予的陪嫁，何来拐盗之说？我既已嫁他，便愿随夫生死，从未有过二心！”
叶知县闻听此言非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加暴怒，断喝道：“你们俩人败坏风俗，私下勾搭成奸，事实清楚！”盛怒之下，他竟下令对韦阿宝施以200下掌掴之刑。韦阿宝顿时遭受到残酷的惩罚，双颊顷刻间肿胀如桃，疼痛难忍，直至失去语言能力，整个公堂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冤屈与不公似乎就要淹没一切。
目睹妻子遭受非人的折磨，杨月楼心头涌起无比的悲痛与绝望，尽管他坚定地反驳所有莫须有的指控，但在那个公正缺失、刑罚肆虐的公堂之上，他的呐喊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面对难以承受的酷刑，杨月楼数度昏厥，即便意志再坚强也无法抵挡肉体的极限痛苦。在极度的煎熬中，他被迫违心地承认了一切未曾犯下的罪名，在恍惚间签下了供词，并按下手印，形成了一份铁证如山的卷宗，送往上一级衙门复审。
杨月楼事件发生后，韦阿宝的母亲并未坐视不管，她四处奔走，竭尽全力想要解救这对饱受冤屈的小夫妻。然而，在求助于同宗族中的叔辈时，遭遇冷漠拒绝，无人愿意伸出援手。困境之下，韦母只得独自携带着足以证明两人婚姻正当性的证物，亲自前往官府陈情，强调女儿的婚事乃出自她的首肯。
遗憾的是，知县叶廷眷对此依旧固执己见。他认为，韦阿宝的父亲凭借经商捐官成为朝廷官员，必定熟知“良贱不婚”的律例，何况韦父尚在人世，韦母岂能私自决定女儿的婚事。故此，无论韦母如何力争，叶廷眷都无动于衷。
于是，杨月楼一案犹如一团乱麻，缠绕在法律与人性之间，无法解开。杨月楼与韦阿宝依旧身陷囹圄，等待命运的裁决。
时间流转，韦母在无尽的焦虑与担忧中不幸病逝，留下了这一桩尚未昭雪的冤案，宛如阴云般久久笼罩在两个年轻人的命运之上。
在这段波谲云诡的时光里，《申报》这份上海滩极具影响力的报纸上，一篇由热心戏迷撰写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笔锋犀利，力挺杨月楼，痛斥知县叶廷眷在审理案件时的偏颇不公，指责其戴着有色眼镜对待此案。
文章刊出后，舆论哗然，诸多社会进步分子对韦家叔父及当局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谴责，声援之声不绝于耳，纷纷认为官府干涉个人情感自由实属过分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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