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龙朔三年的春天，也就是公元663年的四月，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并肩站在了科举考试的大堂之上，他们共同肩负着主持这一盛事的重任。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权原崇的身影却如同一个模糊的剪影，他的文献资料稀少得可怜，每当他的名字被提及，总是与董思恭如影随形。相比之下，董思恭的资料则更为丰富，他的诗才横溢，才华出众。
董思恭，这位来自苏州的才子，他的诗才和才华都让人赞叹不已。然而，他为人却有些轻佻，仗着自己身为皇帝近臣的身份，行事常常缺乏深思熟虑。这一次，他与权原崇一同主持科举，虽然两人的官职相当，但董思恭的人脉广泛，他既是太子身边的红人，又是中书令许敬宗的好友，更是皇帝的书记官，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谈。
因此，权原崇在董思恭面前显得颇为卑微，他事事听从董思恭的安排，唯董思恭马首是瞻。在科举考试期间，权原崇就如同一个无足轻重的摆设，无论大小事务都听从董思恭的决策，处处都让着他。这种局面让人们对这场科举考试充满了期待和疑惑，不知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和秘密。
人的脾气，往往是被周围人的纵容给惯出来的。而董思恭这个人，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本分。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可以大干一场，可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竟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借机敛财，甚至胆敢出卖科考的考题。
科考，那是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庄严之事，而考题更是国家的机密。董思恭出卖考题，岂不是等同于背叛国家，出卖机密？想想我们现代的高考，考试前监考老师都会拿着密封完好的试卷，让考生们一一检查，确保试题的完整性和公正性。
董思恭却胆大妄为，他玩火自焚，竟然搞出了唐朝科考史上的第一起舞弊大案——龙朔科考案。有句老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呢？很多人在犯罪时都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能瞒天过海，但最终往往都是这种侥幸心理让他们栽了跟头。董思恭也不例外，他的罪行很快就被人发现了。至于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是谁揭发的，这些在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无论如何，董思恭的罪行已经无法掩盖。
关于这次事件，众说纷纭，各种猜测都有，每一种似乎都合情合理，甚至闹事的举子也并非没有可能。要知道，唐朝的科举考试种类繁多，明经科、进士科等等，其中进士科尤为热门，是众多士子梦寐以求的仕途之路。然而，据史书记载，那一年的进士科竟然被取消了，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这起震惊朝野的作弊案。
这起事件在唐朝开国以来尚属首次，对高宗皇帝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警钟。科举，本是选拔贤能、为国家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若让那些不学无术、只会投机取巧之辈混入官场，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动摇国家的根本。那么，高宗皇帝会如何处置这起作弊案的主犯董思恭呢？
高宗皇帝震怒之下，下令由三司衙门负责审理此案，务必一查到底。这“三司”在唐代可是专门负责审理重大案件的机构，由御史大夫、中书省、门下省三个部门组成。皇帝既然下了命令，那就开始吧。然而，随着审理的深入，三司的官员们逐渐发现，这起案件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最终，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用“赃污狼藉”四个字来形容这起案子。这四个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贪污受贿、行为不检、名声败坏，董思恭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一无是处。
审理结果呈报高宗皇帝后，他看后勃然大怒，决心从严惩处。高宗皇帝下令只有一个字——杀！他决意将董思恭处以极刑，以此警示众人。行刑地点定在了庄严肃穆的西朝堂。
在行刑前，高宗皇帝召集了所有大臣前来观刑。他站在朝堂之上，目光如炬，语气沉重地对大臣们说道：“自古以来，皇帝治理天下，都离不开各位大臣的辅佐。我把大权交给你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共同治理好这个国家。然而，董思恭却利用职权，出卖进士策问题目，收敛钱财，视法律如无物，其危害之大，实在令人痛心。因此，我决定将他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大臣们听着高宗皇帝的话，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寒意。他们知道，这次高宗皇帝是真的怒了，而且他也是在借此机会警告他们，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随后，高宗皇帝又转向董思恭，用一种近乎惋惜的语气说道：“你本是出身寒微，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属不易。我本以为你能够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恩荣，努力为国家效力。可你却贪婪无度，敢于公然取钱，自触刑网。现在，你必须甘心服死，为天下人树立一个警示的榜样。”
董思恭听着高宗皇帝的话，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无法再挽回。而他的罪行也已经被彻底揭露，无法再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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