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李鸿章返回南京，与曾国藩商讨淮军的撤留事宜，最终决定裁遣马步50营，保留75营。不久，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而李鸿章则先回乡省亲，继而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并在二月兼任湖北巡抚。
在此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李鸿章先后奉命入川查办川督吴棠被参案、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并挥师援陕镇压回民义军。然而，就在他抵达西安仅七天后，天津教案爆发，列强军舰云集大沽口，李鸿章随即奉命率部“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八月，李鸿章在获鹿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此次任命与天津教案和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有关。清廷希望通过李鸿章及其淮军的力量来稳定局势。
李鸿章成功调解了天津教案，同意赔偿40万两白银，并派遣使团前往法国道歉。此外，他还惩处了相关责任人，包括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处决了8名肇事者，并将25名罪犯送往新疆服苦役。
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正式调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直隶一省政务及北洋三口的通商事务，同时还直接参与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一职务使李鸿章的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他被加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李鸿章又被赏戴三眼花翎，这在汉族官员中极为罕见。此时的李鸿章在朝中的权势达到顶峰，被认为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重要人物。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合上奏，提议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然而，李鸿章在签约过程中已经预见到日本未来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率舰队赴台，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前往台湾。尽管最终通过签订《北京专约》暂时平息了事态，但日本于光绪五年（1879年）吞并了琉球。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因“马嘉理案”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战争威胁下，李鸿章巧妙运用国际法，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清政府同意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尽管条约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紧张局势，但也因此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七、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源于19世纪下半叶法国对清朝藩属国越南阮朝的侵略。自1858年开始，法国通过两次《西贡条约》迫使越南承认法国为其保护国。为了进一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国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了越南北部的战略要地北圻，并击败了清朝军队，引发了中法战争。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然而，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因此，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李鸿章先是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了《李宝协议》，但该协议随后被法国政府反悔。接着，李鸿章尝试与法国驻日公使洽谈，但未能达成一致。
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在北宁之战中失利，失去了太原和兴化两地。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对军机处进行了改组（即“甲申易枢”），主和舆论逐渐占据上风。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同意停火。
同年6月，《第二次顺化条约》的签订使越南正式脱离清朝的朝贡体系，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虽然清廷与法国签订了协定，但李鸿章并未下令让清军撤回国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进一步恶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由于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了福州，攻击了南洋水师，并围困了台湾。
在越南战场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了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国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随后，法国新政府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考虑到继续战争的难度，同意议和，并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遣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
在英国的调停下，李鸿章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进行会谈。6月9日，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地位，并开放中越边境供法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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