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有句俗话：“挂宝祭土，烧包祭祖”。“挂包祭土”说的是清明，“烧包祭祖”则说的是七月半。
七月半烧包祭祖，在长沙人意识中，意在纪念祖先，追思教养之恩，其出发点符合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因此从民国起，政府以破除迷信、推崇科学及防止火灾等理由，禁止民众过“七月半”鬼节，但七月半烧包之俗，却直到现在，仍在湖南各地流传。
民间“七月半”烧包，可从农历七月初一，一直烧到七月十五。但民众公认七月十一至十四这几天的黄昏和夜晚为烧包的最好时期，这一时间段因烧包而带来的空气污染值也一定非常高。
七月十五，民间相信这一天是“鬼门关”，因鬼门关闭，烧包太迟，祖宗只怕领不到包封及钱纸了，故“鬼节”虽称“七月半”，实际上七月十五这天，长沙城内阒然清净，反倒无人烧包。至于七月初一起，会有人烧包，则是烧给新亡之鬼的。
从七月初一开始到七月半打止的鬼节期间，长沙人“接祖宗”也分别有“接新客”和“接老客”之说。“新客”指的是新亡之鬼，接它们要从七月上旬开始接;老客则是亡故已久的人，包括老祖宗，在七月初十后接就可以了。过年还有拜新年的习俗，就是给新亡之人拜年。
大人担心孩童“火焰”较低，怕其撞上不干净的东西，故禁止其出门，或告诫大人带出必须早归。
七月半烧包，在烧包时，会出现一个个印着蓝色或红色花纹、像信封式样的纸套，这就为“包”。烧包居民往这个信封纸套内装入黄裱戳印纸钱，有的也装冥府纸钞。但包上寄送地址，从民国开始，人们就已经不知道如何写了，于是一般人就在信封上写“今逢中元之期，某某奉全家虔备钱财一封给某某享用”等等。米云记得还会在信封上写上过世的亲人名字，怕他们收不到，米云十几岁的时候家里都有烧纸钱，近二十年好像淡化了许多，大家都在努力赚钱，没时间顾上了。
“七月半”对饿鬼也免不了会进行一些祭祀。道家就在“七月半”——道家所称的中元节有“普度”活动，佛寺因目连救母等故事，会在七月十五“施食救助十万饿鬼”。
此外，民国长沙报纸记载，“七月半”长沙亦有在湘江中放河灯之俗，据说可引导水中孤魂上岸享受祭食，故放河灯时，河边放有桌子，桌上摆设三牲及酒食，甚至预办酒席，让其享用，如饭菜不够，还提示它们可去庙中享用。当然与科学精神，与“无神论”的理论不合，所以不必详谈，点到为止。
在舟楫盛行的年代，有明月的中秋佳节，买舟赏月，泛舟湘流，往往成为中秋赏月最惬意的事。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和诗词歌赋。秋天比较出名的诗词，就是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词，还有欧阳修的岳阳楼记，好几篇都上了中学教材，米云都学过，还背诵过。
读过苏东坡前后《赤壁赋》等诗文的人都知道，这些在中秋月夜泛舟湘江的文字，无论吟啸江面，吹洞箫呜呜然，煮肴烹鱼，赏月喝酒，“不知东方之既白”，其意境几乎无一不出自800年前苏东坡诗文所述范围。
民国时期，岳麓山一直就是爱中秋、爱月亮、内心充满浪漫诗性的男男女女，在八月十五佳节前往赏月的地方，虽然彼时岳麓山与长沙城区横隔一条大江，跋涉颇为不易。
进入民国后，因废除夏历，实施阳历，中国人阴阳历合并，“节庆日历”一度严重混乱，从1928年开始的五年间，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端午、中秋、重阳遭到打压。但到1934年后，执政者重新意识到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性，重视中国传统节日成为主流。从1934年开始，只要天晴，长沙即明确规定，重阳节等传统佳节，各学校必放一天郊游假，由学校老师带队游览郊野，岳麓山就是好去处。
秋收后，尤其中秋后，以至重阳，长沙及全湖南，乃至周边省份，民间有朝南岳之俗。南岳衡山为五岳之一，历代以南岳能出云雨，产材木，有益民生，而为一方之镇，故南岳载入祀典，依时祭之。
过去的封建王朝，国家礼制，在每岁春秋仲月，守土官必诣庙致祭，国家有大庆典则随时遣官致祭。此后民间俗信认为东岳主生，南岳主寿。凡人俗子因此形成了在每年阴历八月后至九月初上南岳进香之习俗。
每到秋收之后，尤其中秋前后，从长沙等地前往南岳的路途之中，男女混杂，奔走若狂，鄂、赣、皖、苏等省男女，也在此时相率来朝南岳，“项背相望，南岳的热闹，乃至无与伦比”，南岳附近数十里内的镇市，自秋徂冬，皆无昼无夜。
卖香烛纸钱酒果者，以及各种旅行礼神必需之物无不利市三倍，茶店饭店人满为患，以至于至今南岳素食仍名闻全国。
当年从长沙到南岳路途中茶馆饭店门前，最让外国人称奇者，是每家饭店前必置办一个巨大香炉，以为朝山者上香之用。当年朝南岳者，每个人手中必时刻捧一炷香，入客店休息，即可随手将香插入炉中。最兴盛的时段，据民国初年统计，长沙南郊往南岳路途的路边客店所积炷香之柄，每日可得二三十斤至五六十斤不等，家家如此，香客之多，可以想见，米云念大学的时候，班上就组织过一次衡山游玩，山顶过了一晚，穿的军用棉大衣，依然冻的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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