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弟弟上了小学后成绩一直很好，而且是随着年级越高，我们的排名越靠前，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成了班级的第一名，而且比第二名遥遥领先一大截。我们还获得一些全区作文比赛的奖。
那段时间我们家进入了一个相对非常幸福甜蜜的时期，父母关系缓和了很多，家里少了很多争吵，多了一些欢声笑语。
干教育工作的父亲从两个孩子身上敏锐地看出了某种希望。农村孩子，跳出农门唯一的路就是成绩好，考上大学。父亲开始有意无意说起某某大学怎样怎样，他开始在我们的心里撒播一些种子。
但其实父母更希望的是让弟弟考上大学，让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以后当一名安安稳稳的老师。他们认为那是我一个女孩子家最好的归宿。
我表面上从来没有反驳过，我也不知道除了当老师我还能干什么，但在心里，我是不希望自己成为老师，成为父亲一样每天被老婆骂的人，不希望这一辈子每天都生活在离沈秀兰很近的地方，我想要离她远一点。
沈秀兰下地干活不按时回家的习惯随着我学会了做饭之后变本加厉起来。五六年级时我每天放学回家除了喂鸡喂羊，收拾卫生，还可以做简单的饭菜，那时候农村的家常饭菜原本就很简单，我与其每天饿着肚子干等着，就自己动手了。
我先是学会了做疙瘩汤，面片子，洋芋搅团等这些难度系数低一点的。
上了初中后，我的厨艺不断长进，又学会了手擀面，拉条子等西北家常饭菜。
小学到初中的这九年里，我每天放学回家没在家做过作业，都是在学校就完成了。从三四年级开始，回到家就是干家务活，做饭洗碗，喂鸡喂羊，打扫院子和房间卫生，周末还要洗全家人的衣服。
到了农活很忙的时候，周末要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掰玉米，挖土豆，捡麦穗等。
父亲虽然是教育工作者，但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认为他的教育方法并不高明，甚至很不得当。他不会说漂亮话，不善鼓励，考得好，他不会多说什么，考得不好，他会毫不客气的打击我。
他常吊在嘴上的话就是“丫头就是不行。”
有一次我说让他以后别再说我不行的话了，结果他说就是要多说才对哩！
我默默地闭上了嘴。
沈秀兰则是对我全方位的挑剔，我干的任何的活儿她都不会满意，不会直接说句肯定的话，总要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喋喋不休说了又说，有时候让我返工重干，假如她让我干什么我没干，那更是不依不饶。
深秋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全黑，我做好了饭跟弟弟先吃了，等着父母回家。又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到了父母叩门的声音。母亲进门之后，将院子巡视一圈，看到地上的一堆土豆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跟她出门时没有任何变化，顿时火冒三丈开始质问我，说：“中午就给你说了，下午放学后要把这堆土豆分拣出来，大一点的装在筐里，怎么还是没动？”
我说：“我觉得那一堆大小都差不多，都是挑过一遍的了，没什么好拣的。”
母亲扯着嗓子说：“你知道什么，大一点的明年春天是可以当种子的，太小的很嫩掺在里面容易坏，要挑出来的！”
我没说什么，心里盼望着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他们赶紧吃饭，我也就可以去睡觉了，因为我已经很困了。
但是沈秀兰这个女人太难缠了，尽管她的地窖里已经堆满了土豆，那么一小堆小土豆拣不拣有什么要紧？可她就非要让我那天晚上把那堆土豆分拣出来，把大一点的装在筐里。理由是一夜过去会冻坏的，装进筐里好挪到屋里。
深秋季节大西北夜里温度确实很低，冻坏是有可能的。
好吧，我强忍着瞌睡，在沈秀兰指使张明德将手电筒架起的一片亮光中开始一个一个的拣土豆。那时候弟弟早就睡着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第二天沈秀兰把我分拣的那筐土豆送给了村里的另一个女人。
她非常热情的跟那个女人一起将筐抬到人家的架子车上，然后你拉我推的说笑着出了院门，我愣愣地看着自己在痛苦中完成的劳动成果原来是这样一个归宿，有点想骂人。
等沈秀兰进门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去质问：“妈妈，你既然要把这堆土豆送给李婶，为什么不让她自己来拣？”
母亲说：“拣好了送给她她就免得再拣一次了啊，她直接就可以种了。”
母亲的声音比我大多了，我再争辩她一定会骂我的，我只好闭嘴了。
有时候我会跟她吵架，会攀扯着说：“为什么弟弟什么活都不干，你却不说他？”
因为上初中时，弟弟的个子都比我高很多了。他不干活，家里的活都让我一个人干，有时候难免会心里不平衡。
这种时候母亲总是含糊其辞地说：“怎么不让他干，我让你们两个一起干的啊。”
我说：“他放下书包就跑出去玩了，在你回来之前才进门，每天都是这样，活都是我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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