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担任兵部侍郎，于军政上，主要负责粮草物资的统筹、调拨，以及军械的制造、存储，其人擅长谋算，在长安时为郭默之副，就已经表现出了不俗的才能——起码比他打仗的本事要强。
此番支应祖军粮秣物资，就是杨清负总责，郭思道理论上只要听取杨清的汇报，不时加以抽查、核算即可——他完全是自己往自己身上揽事儿，才会搞得那么疲累，甚至于一度起了辞职请求外放的心思。
可是杨清也绝不好受，因为去岁的荥阳之战，就已经消耗了粮秣无数，进而祖逖又命王愈将才收上来的秋粮，半数转储荥阳，朝廷还可能拿出来的，实在是不多了。虽说就理论上而言，祖军士卒的日常供奉，比旧关中军要差得远，而且既然你们已经取去了那么多粮草，那完全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嘛，新收郡县，也可就地征粮啊。然而裴该却说：
“祖元帅率兵于前线奋战，所可倚靠者唯朝廷而已，岂能不常加供输呢？”
言下之意，倘若祖逖觉得朝廷不足为靠，有没有全都一样，那还肯乖乖听命吗？就算祖逖不起异心，其麾下将兵又如何？
而且——“河北百姓，苦于羯贼久矣，又岂能再夺其口中之食啊？朕已严诫诸将，非不得已，切勿抄掠，以定人心，并振赫赫王师之威！”
所以枋头那边儿，多多少少，你得一直供输着粮草。且既然祖逖、魏亥连番上奏，请求增粮，那必然是有所不足啊，总不能让士兵饿着肚子打仗吧？
杨清又要保证仓储无虚，可以因应特殊情况所用——比方说，此番拓跋南侵，不就是事先料不到的特殊情况吗——又要供应祖军起码三月之需，被迫东挪西凑，当真是忙得焦头烂额。故此他才对裴该说，我仔细算了算，觉得前线粮食应该够吃啊，即便按照旧关中军的发放额度，也不应该那么急切地要求朝廷再输……
祖元帅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裴该当即呵斥道：“卿无得疑祖元帅，或欲进谗以塞责乎？”
杨清赶紧跪地请罪，然后分辩说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担心祖元帅用非其人，在粮草管理上，不象咱们这么严格，其间漏洞或许不少。倘若能够堵上那些漏洞，再重新规划一番，或许后勤压力不会那么大吧。
裴该这才命杨清，你不妨到枋头去好好核实一番，进而协助魏亥管理粮运。主要魏亥前日上奏，请求避讳改名，就中可以看出，此人与李矩一般，是有可能脱离祖逖阵营倒向朝廷的——最起码祖军中某些将领有可能生变，这二位不在其列——则派杨清前往，既没啥危险性，也不至于引发魏亥的疑忌。
杨清就此挥泪而别其妻、已有身孕的猫儿，离开洛阳，跑去枋头坐镇了。他辅佐魏亥，重新梳理粮食的储运，确如其言，整个后勤系统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其间节省下来的粮食，多达十之二三成。
究其实质，一是这年月物资的管控手段本来就比较粗疏；二是自晋代以来，祖军上下普遍将自军与国家朝廷看作是两个不太相关的实体——其实旧关中军这种倾向还要更严重些——则既然朝廷承诺供给军粮，那吃别人家粮，有必要那么俭省吗？况且羯贼前日在荥阳、河内、濮阳战败，丢弃物资无数，枋头存粮也被迫几乎烧光，今日再对战，敌军必然比咱们更为拮据啊，则我稍稍靡费一些，有何不可？
据闻旧关中军的日常供奉就比我军富足，虽然祖元帅并未明令更改制度，但咱们私下里多吃几口好的，应该不会犯忌吧？
但是杨清抵达枋头后，摆明车马通知魏亥，说朝廷如今也没有多少存粮了，为了保证战斗的可持续性，该省的还得省，你们若省不下来，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省——当然啦，从前浪费掉的那些，肯定追不回来了，朝廷即便从陆路，即便稍减其数，也还得继续往枋头运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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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前线，祖逖虽是以众击寡，羯军却有要塞和漳水为恃，两相比较，守方其实占了不小的便宜，加上王阳守御严谨，蘷安能得士心，张宾足智多谋，遂导致一个多月的时间，华军竟不能前进一步。
不过赵军方面，粮秣调运也很捉襟见肘。去岁荥阳之战，战败之军，哪里还能顾得上粮草物资？自然于路遗弃，多半为祖军所缴获。石勒因此不但把襄国及周边府库的存粮全都将出，以资供前线将兵，甚至于用孔苌之言，派出游骑抢夺民家之粮——若非如此，恐怕王阳、蘷安他们早就断顿了。
石勒为示节俭，还每日只用两餐，唯有糙谷、清水而已，不但禁酒，并且少菜无肉，以示群臣。然而某些事情，上行了未必下效，徐光、裴宪等于公廨中亦以身作则，同样素餐寡食，但回到自家后，关起门来，照样大吃大喝——反正军队抢粮食也不可能抢到咱们头上不是吗？只须不露富，天王岂会怪责啊？
由此就造成了广平郡和整个冀州，甚至于幽州，处处闻警，盗贼四起——多半是被逼上梁山的普通百姓，也有部分地主豪强掺和其中——程遐奉命捕盗，盗贼却不但捕之不尽，反而越捕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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