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大明的问题之后，朱祁钰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但在这之前，还需要把地方的收支问题搞清楚。
万历时期，大明两京十三省财政收入占比：
北直隶6.40%，山西13.08%，山西9.34%，四川2.01%，云南0.46%，贵州0.09%，广西0.70%，广东2.01%，湖广4.75%，江西5.15%，福建1.76%，浙江7.09%，南直隶20.41%，河南9.21%，山东17.55%。
可以看出，税收的大头还是在南直隶和山东及山西三省达到51.04%，超过了一半。
然后是陕西、河南、浙江和北直隶，四省加起来32.04%，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以上七省的财政收入达到了83.08%，占据了绝大部分。
剩下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广、江西和福建八省加起来只有16.92%，还没有山东一个省的多。
由此可见，明朝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
另外就是山河五省的负担太重了，特别是陕西和山西。
明朝的山河五省，也就是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和陕西，税收的重担几乎压垮了那里的百姓。
明朝的税制，本来就对农民极不公平，往往是富不出力，贫多担税。
北方的土地本就不如南方肥沃，军队种田的效率自然不高，时间一长，原本可以种植的土地也因为过度耕作而变得贫瘠。
严重的是，由于北方地区与蒙古和后金接壤，这里的军队数量特别多，屯田的面积也就大得惊人。
明朝初年，屯田面积曾达到了近9000万亩，但百年后的实际耕种面积却减少了四分之三。
这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为了防御外敌的前线，军事开支自然高于其他地区。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过度的屯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受限，百姓们的生活水平远不如江南等地区。
但即便如此，当朝廷需要征税时，这些地区的百姓仍旧是首当其冲的对象。
明朝的百姓生活在何种压力之下。
他们既要忍受外敌的侵扰，又要应对内部的榨取，真可谓是外有强敌，内有贪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朝廷的政策，往往因为忽视地方实际情况而导致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从上到下的压迫和榨取，最终导致了明朝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也为其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政策制定时的地方考量，如何平衡地区发展的不均等问题，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税收系统等。
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有一个合理、公正的内部管理系统。
当这个系统出现问题时，无论外部多么强大，内部的腐败和不公正都会逐渐侵蚀这个国家的根基。
朱祁钰觉得税收政策也要搞好平衡，不能过度的搜刮百姓的财富。
另外，经济法则也要尽可能地平衡。
当然，以大明现在的社会发展，想要平衡发展经济是很难的。
首先，交通这块就极大地阻碍了物资的流通，物资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又比较费时间。
水泥已经有了，还要大量的钢铁，到时候才能修桥铺路，极大地改善交通条件。
当然，前期只能给每个省修一条主干道，支道要后面再慢慢修。
另外，还要想办法解决打隧道的技术问题，想办法把道路拉直。
其次，货币也没有统一，朱祁钰的货币改革还在准备当中，工部那边还没有拿出合格的新币。
而且，大明缺银矿 无法提供足够的银子。
白银在华夏大面积普及是从明朝中后期才开始。
这倒不是因为此前的华夏人不喜欢用银子，而是白银数量太过匮，无法作为一种人人皆可拥有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直到明朝中后期，大量白银流入华夏，明朝政府这才确立了银钱并行流通的制度，白银正式成为明朝的法定货币。
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率先来到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开展殖民活动。
随后，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也相继抵达东南亚，并加入到这一地区的贸易网络中来。
欧洲人为了打开各地的贸易市场，往往采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即用武力强迫对方接受他们提出各种条件。
可是东南亚地区在当时是明朝的势力范围，欧洲殖民者对这个庞大无比的帝国还是心存畏惧。
况且他们也希望加入到明朝的贸易网络中，从而获得更大商业利益。
不过，摆在欧洲人面前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他们手头没有具备足够吸引力的产品可以与明朝开展正常贸易，而且明朝对欧洲人加入朝贡体系也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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