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不吃草，正好可以阐明明朝中后期官员们的俸禄。
明代官员日常开支到底需要多少钱？
明人李乐《见闻杂记》的记载，李乐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时，一个月内，衙内诸如鱼、肉、蔬菜的开支，共计银子2两余。
这或许不包括家眷的生活开支在内。
可见，一个地方官员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是每月2两余银子，一年大概需要24余两银子。
这仅仅是地方官员的生活开支。
若是在京城，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再加之各种必需的应酬开支，官员的家庭消费，明显会高出许多。
据王世贞《觚不觚录》记载，京城官员的消费，即使颇为俭朴，也需要每年将近100两银子；
若是不加节俭，更是高达每年600两—700两银子。
又据李延昰《南吴旧话录》记载，稍为普通的读书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大致需要花费银子50两。
很多人以为一入仕途，即可致富发家。
其实并未尽然。
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同样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
明代官员的贫富分化，显然取决于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与小官之间，生活境遇迥然有别。
由此而来者，则是明代官员家庭生计的两极分化：一是家计富厚。
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在松江府的官员群体中，如布政司参政宋恺、御史苏恩、主事蒋凯、员外郎陶骥、主事吴哲，家中均积至十余万。
家资高达10余万两银子，显然已是相当富厚。
即使新中的进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场趋奢之风，纷纷过起了奢华的生活。
这些官员大多已经相信，奢华的生活可以通过日后的官场生涯得以维系。
换言之，官员的身份可以换取富厚的生计。
二是家计清贫。
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确乎有不少人的生计，仍然处于一种清贫的状态。
明代官员家庭生计，并非一概是朱门酒肉臭的景象。
据谈迁《北游录》记载，崇祯朝的内阁大学士薛国观，称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极。
但他被抄家时，所抄没之财，不过“六百金”，亦即区区600两银子。
此外，薛国观居住的房舍，客厅只有三间，居室也不过四进而已，而且均是“世产”，即祖上传下来的房产。
又如，东林党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户普遍接受富户诡计的风气下。
却从不接受他人投献、诡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仅有田25亩。
至于那些身为官员典范的清官，更是无不家计清贫，其例俯拾即是。
明代中期以后，很多初任官员很多都陷于困顿的窘境，甚至导致京债的盛行。
以观政进士为例，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李廷机的上疏可知。
他们在观政候选之时，生计已是相当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借贷。
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选末职的官员，更是穷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缝度日。
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官员上任之后，除了盘剥百姓和收受贿之外，只能挪用库银还债。
明代官员的收入又如何呢？
明代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支取。
本色支取的俸给，又可分为三种：
一是月米，大致为每位官员每月支取1石。
这是官员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是折绢米，即以绢折米，官员俸给每年有2个月支取的是折绢米，通常为绢1匹，折银7钱。
三是折银米，即以银折米，每年有10个月支取的是折银米。
明朝廷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只好在常俸之外，给官员一些额外的津贴。
尽管在明代尚无养廉银之说，但这些津贴目的还是为了让地方官员养廉。
明代官员津贴，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差旅津贴，包括官员上任时的道里费，地方官员朝觐时的盘费。
道里费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为：
知府50两银子，知州35两银子，知县30两银子。
地方朝觐官员的盘费，道途远的多达100两银子，近的则为50两—60两银子。
二是柴薪银。
这项柴薪银津贴，实际上往往多于官员的月俸。
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冯梦祯正好任职南京国子监，就在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仅为1.78两。
至于柴薪银，则收到了两项，其中额定的柴薪银为3.6两，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银加上闰月柴薪银共计13两余。
三是廪给银。
如李乐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照例每天有廪给银3钱，每月合计9两。
可见明朝官员的收入少得可怜。
当然明代官员也有一些额外收入。
一些官员会获得来自朝廷各种名色的赐赉，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赏赉则相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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