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议政会议有朝议、廷议与部议之分，朝议就是皇帝每天上朝开的那个会主要是以形式为主，基本上不讨论国家大事。
廷议则是由阁臣牵头在京各部院官员参与的会议，这会倒是能讨论一点有用的东西，但是由于参会人数太多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最后搞的跟菜市场一样根本议不出什么结果来。
这朝议和廷议由于参会人数太多，人多嘴杂你一句我一句的，根本没法决定什么重要事项。所以在此基础之上明朝又搞出来部议。
部议就是六部掌部事尚书或者管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再加内阁大臣组成的会议。
这样一来部议的人数被严格限制讨论事情决定重大事项就容易通过一些，也不会出现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吵吵几天的情况。
朱由检在看过武之望和耿如杞的奏疏后批复下部议，内阁在第二天接到司礼监的上谕便于当天下午举行部议。
由于参会人数较少部议的地点是在内阁值房，内阁值房就是午门左侧靠近文华殿的那个小房子。
这房子虽然小，可里面决定的事项那可是比天还大。
…
在内阁值房内，坐西朝东的摆着一张宽大的书案，书案后面摆着两张太师椅。
左边坐着的便是当今的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挂礼部尚书衔的韩癀。
这位是老东林党了，去年干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后这帮子人也就翻身做主了。作为党魁的韩癀自然也就复出重新入阁，在后世东林党是一个污名化的词汇，而在当下东林可是君子的代名词。
那本《东林点将录》几乎可以和北宋的《元佑党人碑》相提并论，在北宋之时甚至有人花钱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而在当下亦是一样，但凡做官的都想往东林两个字上面靠。
靠上东林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君子”的名望，更是获得了进身之阶，从此做官那是一帆风顺。
坐在书案后右边的是当今内阁次辅、文渊阁大学士挂礼部侍郎衔的钱龙锡。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他在任期间干的最大一件事就是举荐了蓟辽督师袁崇焕。这个是魏公公认证过的东林党人。
书案之前左侧摆着六张椅子，右侧摆着三张椅子，分别是六部尚书和都察院总宪、大理寺卿、通政使。
左一的是礼部尚书天官冢宰，掌握着大明朝三品以下文官升迁调动。此人名叫王在光，疑似为东林党人。
左二是礼部掌部事的尚书温体仁，这位不是东林党，不过那也是名列奸臣传的人。
左三是户部掌左侍郎王家祯，户部目前尚书职位空缺便由左侍郎代理部务，此人貌似不是东林党。
左四是兵部尚书王洽，左五左六分别是刑部尚书乔升允和工部尚书张凤翔。
六部的排行分边是吏礼户兵刑工，所以内阁值房内的座次也是这么排的。朝堂之上的座次可不是绿林之间排座次那么随意，绿林座次乱排乱坐最多也就是抡拳头对锤，而老爷们座次坐错了那搞不好是要死人的。
坐在六部尚书的对面右边的第一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宪）曹于汴，右二和右三是大理寺卿和通政使。
朝堂之上以六部为尊，次都察院，再次五寺，再次诸司。故而都察院在前大理寺在中通政司在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朝堂之礼制乃为诸礼之首也。而上下尊卑便为此礼仪之大。
…
在阁臣书案的后面挂着一张牌匾，牌匾上书《勤于国事》四字，这“勤于国事”四个大字正对着在部议的衮衮诸公。
所有与会高官的椅子边上都放着一个小桌子，小桌子摆放着茶水还有被誊抄过的那两份下部议的奏疏。
官员们看过誊抄的奏疏后与陕西事务没有过多往来部院长官心中是不明所以，他们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皇上突然对陕西事务如此上心？还专门下部议?
而那些部门事务与陕西沟通频繁的官员心中则是掀起了一阵波澜。就拿兵部尚书王洽来说，陕西自万历末至今天的欠饷已经达到了近两百万两银子!
陕西三边总督及三边巡抚几乎是每个月都朝兵部上书要饷，除了要饷之外还将三边因为欠饷所产生逃兵的情况向兵部叙述，并且还在公文中暗指这些逃兵可能为“盗”。
而户部左侍郎王家祯亦是感觉陕西这颗雷终于是要爆了!这些年来陕西布政使司给户部的报告中就指出陕西户口逃亡情况十分严重，因为天灾、税赋加派等等一些原因所导致万历末至今差不多户口流失了五十万户以上!
而这些流亡的户口肯定不可能都饿死了，其中大部分不用想都知道是去做了贼!
都察院总宪曹于汴也深感陕西的盖子这回是捂不住了，陕西历任的巡按御史在给朝廷的奏疏里面都是不痛不痒的说陕西的问题，无非就是这里遭了灾那里出了土匪，具体的细节从来不说。
但这些巡按御史在给都察院的报告却是将陕西灾情匪情给详细叙述，不过历任的都察院总宪也不当回事没有上报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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