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诸侯国面积广大且领有军队，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
因此在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景帝时期晁错颁布的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了让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的庶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
这些越分越小的百十个诸侯国，小到什么程度呢?“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而整个国家范围内，“汉郡八九十”，也就是作为直属中央的郡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0%—90%，而且“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扼塞地利”，意思是这些郡总是穿插进诸侯国土之间，郡的土地与诸侯国的土地犬牙交错，使诸侯国不能连成片，并且郡县总是占据或扼守着有利地形。
侯国再也无力与中央抗衡，中央集权得到有力的巩固。这使得诸侯王国在名义上没有被进行任何的削藩，以此避免激起诸侯王进行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诸侯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即使诸侯王胆敢倚仗自己拥兵自重进行叛乱，中央也能很快平叛。
推恩令还规定诸侯王死后，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超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中央建中朝，地方设刺史，汉武帝能用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汉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汉武帝时期，制定的推恩令就是实施仁政、强调法制、先教育再惩罚，在全国招贤纳士，贤良方正、求治国良策，同时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启用平民丞相公孙弘，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僚制度、经济制度和对外关系。从削藩上面看就略见一斑：过去长子做藩王，汉武帝推行了除长子可以享受藩王外，其他嫡子也都能享受封地和财政税收，但这些藩王的政治权力被剥夺，归中央统一管理，其监督机构就是派刺史到地方监督各诸侯王的工作，刺史（钦差大臣）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
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
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
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
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
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
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互相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
从上面六点来看，推恩令的成功实施，巩固了西汉中央集权，为汉武帝实施自己的雄才大略奠定了政治、经济和人口基础，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今日的中国提供了借鉴：各地的省长、省委书记，无不类似于那些刺史的角色，部分地方税务上缴国家，政治统归于中央集权，实行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国家经济命脉的盐业、铁、煤炭等归国家统一管理和销售等政策[2]。在今天的石油、钢铁、盐业、货币等行业也能看见汉武帝时期的影子。
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为祭宗庙，要列侯献酎（zhòu）金助祭。他又以所献酎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废列侯一百零六人。此后，还以种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就在这时，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又招结宾客，暗造兵器，阴谋反叛。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下令逮捕了二王，二王皆自杀，列侯和大小官吏、宾客因牵连被杀的数万人，二王原先封国废为郡。
武帝又制定《附益法》，不许诸侯王招结宾客，限制诸侯王的活动，“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曰：“设附益之法”注引张晏曰：“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汉书·高五王传·燕灵王刘建传》曰：“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注引颜师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条也。左官，解在《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诸侯王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注引李贤：“武帝时有淮南、衡山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阿曲附益王侯者，将有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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