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接替江雄风负责西北区西京站工作的马志超，一心只顾抓权，违反了秘密情报单位须单独设置的工作原则，将无线电主台设在了自己公开担任局长的警察局，正好被西南路军全部查抄，西京站的通讯联络就此被全部切断。直到第二天，江雄风冒死逃出西京后启用秘密电台才发出电报。
最终，第一个向华夏国府报告的不是西北区情报系统，而是远在潼关的中央军第79师，其于12月12日电告：“西京发生兵变。”
东南军和西南军在西京实行“兵谏”，扣押了大批军政大员，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京之变，举世震惊。
令张杨感到震惊和大惑不解的是，当他四处通电求援时，国内外各方势力、一些着名的社会人士、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指责、声讨，除了C.P表示坚决支持，基本所有的舆论都在一边倒的谴责，连苏国也在其机关《真理报》发表社论强烈指责。
被华夏国府控制的媒体就不用说了，全力开动宣传机器，每天密集的社论、通电、声明排满了其手中的喉舌——《中央日报》的版面。
一些老奸巨猾的割据军阀两面三刀，见风使舵，顶多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通电声明，连口头表示支持的都没有。
内外交困、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就是如此风云诡谲，尔虞我诈。
张先生气得七窍生烟大骂：“我不反他时，大家都反他，我反他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喊我的倒好！”
各界的反应和舆论大大出乎了张杨的意料，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局和形势上十分被动，巨大的压力压得张杨的心理防线喘不过气来。
金陵国府陷入一片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内部也是多方争论不停。“主和派”主张谈判斡旋，和平解决。“主战派”的军政部长何敬之、戴传贤等人，则力主武力“讨伐”。
12日当天夜晚，金陵国府召开中常会紧急会议，对事变后的重要人事进行了安排，并决定兵锋直对威慑西京，以强大的武力施压，不与其谈条件，以维护纲纪和中央的权威。
“主战派”迅速调遣中央军精锐部队由宁、汉、徽、鲁、豫等地向潼关开进集结，并直向西京压进，在军事上取得了十分主动的局面。
教导总队接到了紧急命令，所属第1团、第2团以及军士营、特务营、炮兵营等部分总队直属营编入“讨逆军”战斗序列。
此时，教导总队1团正在徽省的宣州进行野外军事演习。12日中午，副总队长周振强特地前来演习场宣布了立即停止演习的命令，并告知官兵西京之变发生的消息。随后第1团作为教导总队的先头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登车开动，日夜兼程，开赴潼关。
为行动保密，总队长桂率真下令以代号隐匿番号，总队部代号为“大”，第1团代号为“大风”、第2团代号为“大起”，军士营代号为“大威”，辎重营代号为“大故”，出自于刘邦《大风歌》中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练兵千日，初露峥嵘，这将是号称“精锐中的精锐，王牌中的王牌”的教导总队整军以来的第一次作战行动。
宋鸿飞知道，西京之变是促成华夏两派合作，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关键和转折，他深切的期盼统一战线团结对外的局面尽快到来。
但如今，事变的进程是否还会和历史上一样？
他无从知道。
从内心讲，他反对一切内战，他的豪情和宏愿是“借我三千虎贲，复我浩荡华夏。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妾！”
但现在自己人轻言微，也改变不了什么，静观其变，顺其自然，做好自己职责内该做的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不是他这个位置该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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