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是说到正点上了，于明点头应允，并鼓励新华影业公司以及上海电影人多拍宣传抗日的高质量影片。
张善昆走后，于明想着他说的制造广告轰动效应、抓住观众猎奇心理的事儿来，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一理通百理通，这种手法用到军事指挥上，那就是伪装欺骗了。既然委员长胆子小不敢派第三战区部队进占上海，我军主力又必须迅速撤离，那就在上海上演一出真实版的迷惑、欺骗小鬼子的好戏，骗死他个狗日的小东洋！
委员长不派第三战区部队进占上海，导致我军的作战计划必须修改，不能就这样连小鬼子面都没有见就撤的干干净净。那样，不利于进一步调动日军。但是，上海的情况又很特殊，三面临水，一旦日军海军联合舰队赶到，封锁长江出海口，进而封锁长江水道和黄浦江水道，那我军就真的是插翅难逃了。委员长不允许我军激战后退向第三战区防区，唯一的退路被堵死了。
于明当即给韩勇发去急电，报告当前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主力今夜由陈喜娃、王敏、何长华率领军队撤离上海，留于明率特勤队和一团留守上海，继续伪装主力，迷惑日军。待日军进至上海外海时，一团和特勤队主力乘夜色经海路撤退富阳，于明率特战一中队仍然坚守上海。待日军大举扑向上海后，于明再率特战一中队乘船经苏州河、运河过长江，从镇江附近的三江营进入内运河，返回南京。
这个计划大胆之极，但是值得冒险一试。因为日军海军很可能正在集中力量往上海赶，比陆军各部队到的要早的多的多。日军的步兵要想赶到上海，那得一段时间呢。
因为只要于明在上海，失去了统一指挥的上海周边地区日军各部队就不敢孤军冒进扑向上海，他们弄不清六十七军在上海到底有多少部队，怕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只有等部队完成集结，从水路赶到上海附近，日军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到了那个时候，八十师主力早已返回粤北，就只剩于明在上海唱空城计了。以于明的身手，又有精锐得天下无出其右的特勤队一中队保护，偷越日军封锁线并非难事。
于明年轻气盛，电报一发就万事大吉，不知道韩勇和李钦文等人他们在地图前揣摩再三，眼睛都快熬瞎了。最后，李钦文一句话总结到位：“与袭占上海取得的成果相比，面临的风险就显得小了许多。以于明的身手，小鬼子想困住他，恐怕下辈子都做不到。给于明发报，授权他自由裁定，最后留在上海的人越少越好，只剩他一个人最好，一点负担都没有！”
于明一身武功，高明得超乎想像，给他身边多派一个人都是多增加一个负担。如果是他一个人，那么高明的身手，流利的英语、日语，不要说是小鬼子了，就是英国佬、美国佬，恐怕都拿他没办法。所以，李钦文才说出了让于明自由裁定的话。
犹太人和华夏的不解情缘发端很早，学术界考证有周朝或周朝以前说、汉朝说、唐朝说等三种观点。无论这三种观点是哪一种正确，但宋朝的京城开封是华夏古代犹太人的主要聚居中心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清末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国际犹太人组织在关心开封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当然，令国际犹太组织想不到的是，宗教凝聚力那么强的犹太人，竟然在华夏的土地上被同化。开封竟然找不到一个纯种的犹太人了。汉民族、汉文化的同化力犹如浩浩大海一般，吸纳了古代犹太人的涓涓细流。
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上海历史上共有三次犹太移民高潮，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东塞法迪犹太人、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俄罗斯犹太人、30年代至今的德、奥等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
中东塞法迪犹太人属于经济型移民，先是靠贩大烟起家，暴富后在上海投资地产，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着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荣衰产生了影响。这部分人约有1000人左右，形成了塞法尔迪中东犹太人社团。
俄罗斯犹太人属于政治移民。这部分犹太人是从俄罗斯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通过海路或铁路到上海的。分三批，第一批是十月革命前因为沙俄排犹而逃向哈尔滨进而悄悄迁往上海的犹太人。第二批是十月革命后大批涌向哈尔滨的犹太人，其中一部分辗转到了上海。第三批是九一八事变后从哈尔滨逃亡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在上海总数大约4000人左右，组建有阿什肯纳兹俄罗斯犹太人社团。
中欧国家犹太难民问题起因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掀起的反犹浪潮。
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欧洲国家普遍存在反犹、排犹情绪。希特勒利用了这种情绪，并把犹太人说成是全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种子，任何民族生活秩序的破坏者。到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召开纳粹党纽伦堡大会的时候，竟然制定了新法律，公然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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