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有理想的君主，刘璋最近一直在深思一件事情。
那就是手下东州兵和蜀兵之间的裂隙，同样的东州士人和蜀地士人之间的裂隙也在他的考虑范围。
这件事情的优先级在他心目中远远高于即将来临的巴地叛乱。
他的父亲刘焉在这件事上，乐于看到东州人和蜀人发生矛盾，并大力庇护人数极少的东州人。
有着以弱凌强、以小迫大的想法，一方面只要不是全蜀发动叛变，依靠两万东州人和刘焉招募的青羌兵自然可以镇压，另一方面，东州人为了自己能在蜀人头上作威作福，同时害怕蜀人报复，只能紧紧抱在刘焉身边。
这种做法让刘焉坐稳了益州牧，但同时也让他和益州士人离心离德，巴郡稍微遭到荆州别驾刘阖的煽动就聚众谋逆。
坑起儿子来，刘焉向来是不留手的。
对于这种情况，刘璋对于士人的操作是接纳蜀地士人，例如将王商置于州别驾的高位上，如黄权、张肃等蜀地士人，招揽进自己的幕府中，任其才干，为他办事，用来向蜀人表明，他没有对蜀人的偏见之心。
再者就是东州兵和蜀兵二者的间隙，他手下的东州兵和蜀兵虽然屯驻在一起，同样在这成都外的驻军大营中。
但同在一营，东州兵和蜀兵之间可谓是泾渭分明、有若白黑，你是你，我是我，根本不像同在一个君主手下的士卒。
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刘璋想等到上了战场，只怕是友军有难，见死不救，友军被围，不动如山。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就像北齐神武帝高欢的手下。
高欢手下的大将高敖曹被宇文泰击败，逃到河阳城，河阳太守高永乐因为与高敖曹有旧怨，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城。
高敖曹要求城上放一根绳子下来，结果不被理睬，便拔刀劈砍城门。城门尚未凿开，追兵已经赶到，高敖曹只得藏到护城桥下，最后被宇文泰手下小兵发现杀死。
高敖曹作为高欢手下的汉族第一大将，就这样死在了小卒的手里，而高欢对高永乐的处置，不过是仗责了两百军杖了事。
其实高敖曹的死因通过高欢面对手下鲜卑士兵和汉人之间的矛盾，他的处理方式就能窥见一二了。
面对鲜卑和汉人的矛盾，高欢左右逢源。
对鲜卑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伱们耕作，女人为你们织衣，上交粟帛赋税让你们温饱无忧，为什么还要欺凌他们呢？”
对治下汉人讲：“鲜卑人是你们雇佣的兵客，得到你们一些衣物吃食，为你们防盗击贼，能保你们安宁度日，干吗那么恨他们呢？”
两头瞒，两头骗，看起来很是聪明，可是这种小聪明有什么用处，并未根本解决鲜卑人和汉人的融合问题。
明明开局二个王、四个二的高欢，始终难以拿下关中的宇文泰，反倒是被宇文泰屡屡反推击败，北齐最后的结局是被北周灭亡。
想到这里，刘璋回忆起了北周的政治生态和军事建设，这是他作为穿越者最大的财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教训和经验都在他的脑中。
不同于北齐高欢，高欢以权谋手腕得到关东，班底是凑出来和从尔朱家骗来的，没有通过一场场硬仗磨炼将手下的人拧成一根绳子，他手下鲜卑人和汉人彼此之间针锋相对。
而北周宇文泰在面对强大且占据优势的北齐，考虑到自身弱小的情况下，不得不放下身段，拉拢关中豪杰和儒士进入自家的幕府，真正进行鲜卑人和汉人融合，打破族群的界限，进行混合整编，不分胡汉，只要有才干，都能出人头地。
宇文泰更是针对性的进行军事训练和军制以及武器兵种的革新，建立的府兵制，为隋唐帝国的建立打了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刘璋自当不做高欢，而是要去效仿宇文泰的做法。
他不会同高欢一样，在东州人和蜀人之间两头迁就、两头讨好，这样是没有前途的，耍权术手段，固然可以称雄于一时，却并不可能真正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当然，刘璋并不是要实行府兵制，东汉末年和南北朝的局势情形、制度建设相差数百年，生搬硬套只怕是水土不服，他要学习的是府兵制的精髓。
府兵制的精髓在于将宇文泰手下的胡汉两个族群进行碰撞，将他们缝合甚至拼接在一起，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这样的团体内部凝聚力高，组织度更强。
所以他往甘宁的麾下调入东州兵，往徐猛和袭肃的麾下配入蜀兵，用意就是让东州人和蜀人交融在一起，摆脱他父亲刘焉在世时的那种黑白分明，互相敌视。
仅仅是在各自的部曲里掺水，还远远达不到刘璋想要效果，要想让东州人和蜀人精密结合，还需要到战场上，一起厮杀一番，把后背交给对方才行。
巴郡谋逆对于刘璋来说就是一次磨合东州人和蜀人结合的好机会。
——
“二郎，奉令来领玄铠三百。”李牟递出文令，对着正在整理案牍的张家二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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