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毕竟是军伍起家，一直养着丁勇，这些丁勇们虽然也一代不如一代，可按道理来说，盯踪一个普通人还是不可能连续两次盯丢的，司空北辰就是凭这依据，断定那个年轻男人必有大族的丁勇相助，才有那么大的能耐摆脱盯踪。
而虞栾当时派出的丁勇，倒还将年轻男人的容貌记得清清楚楚。
虞栾有一庶子虞呇，今年才十三，不过司空北辰知道他有一项才能——虽然说他一度并不认为这项才能有什么作用，倒还是前生时经瀛姝提醒，他才让虞呇协佐建康令，专司绘制海捕文书——虞呇的才能就是可凭他人叙述，精准描绘出某人的相貌，也即写真。
年轻男人的画像很快就被绘制出来。
司空北辰着重针对江东贺、长平郑二族查找，竟然很快有了消息，年轻男人姓张名引，自称是荥阳张氏的子弟，荥阳张并未南迁，不少族人现供职于北赵，这张引自称傲骨不屈，于是孤身南渡，虽然入了黄籍，但暂时还未得风评，无风评则难入仕，不入仕自然无望获赐田宅，于是他就投靠了长平郑，现客居于郑宅，张引求的是仕进，当然热衷于参加各种集会宴席，打听他的底细着实不难。
司空北辰对张引毫无印象。
也就是说，哪怕前生时，张引最终靠着长平郑谋得了官衔，也不是什么高官重臣，撑死也就混得口饱饭，属于籍籍无名的阶层。
但现在司空北辰却没办法把这人直接拘审。
张引既有黄籍，便为良户，更何况黄籍上书明他乃荥阳张氏一族，那就是士族阶层，哪怕现为白身，但毕竟不同于布衣平民，且还寄居在郑宅，别说太子了，就算是皇帝，光凭着虞栾家中几个丁勇的证供，也不能直接就上郑宅去拘人。
司空北辰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得将矛头对准三皇子，必须打一场御前官司，他还是很有胜算的，因为他是皇帝亲自择中的储君，是嫡皇子，皇帝势必也不想让贺、郑二姓得逞，否则不会将此案交给他定夺，现在，他既然查出了蹊跷，他的父皇就算不会降罪于长平郑，也会以此为柄，跟长平郑谈判——将赵氏、张引处死了结此案，公告于众，不仅虞栾是被陷害，就连虞铎也并不知赵氏为虞栾的外妾。
这样的事发生得太多了，比如徐氏小产事案，比如石嫔杀女事案，件件事案都与显阳殿有关，可真相都被掩盖，父皇担心的无非就是危及储位，司空北辰是笃信的，哪怕他的父皇已经厌烦了显阳殿及虞氏一族，但立嫡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又比如南淮里命案，分明是司空南次和瀛姝的功劳，可最终获利者却成为了东宫，所有人都在疑惑那个帮凶费氏为何没被处死而是入了仓门狱，只有他知道原因——
“帝休为费氏求的情。”皇帝陛下是这样对太子解释的：“费氏论罪，自然也当处死，可帝休却觉费氏起初与死者相交时并没有害人的想法，是为情欲所惑才被引入歧途，罪魁祸首是杜昌，且一入仓门狱，遇大赦不享，费氏终生将不见天日，这样的罪罚也不算轻了，足以威慑臣民。
当然最重要则是，这桩命案之所以难以查获证凿，归根结底是二郎这建康令的误判，以及建康府各刑官的失职，这些弊病当然要改除，不过现在却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既然暂时不能改除，公之于众势必会导致人心惶惶，为了诱逼杜昌供认，我答应了饶他及费氏中一人免死，帝休认为杜昌罪不可恕，而君王的许诺又必须言出无悔，于是只能酌情从轻发落费氏。”
可是大豫的刑罚本无终生监禁一条，这是法外施恩的殊例，从前承蒙法外施恩的人，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就是功臣显贵，如南次，前生时虽被免死，但圈禁在鬼宿府中，要不是瀛姝设法，南次也是终生难得自由的。
对于百姓而言，比死刑更轻一等的刑罚是流徒，流放前多数要挨刑杖，而且必须扛着枷锁走着去流放地，十有八九也是活不了的，除非还有亲朋一路打点，因此真正的赤贫之人，其实也很少被判流刑。
流刑，说白了就是给那些罪不及死，但一败涂地的贵族或者富贾留的一条生路，他们遭受的是活罪，到流放地后，还要为君国付出劳力，战乱时期，各国相拼，人口的多寡也是拼争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刑罚其实就两等——非生即死。
罪重则死，未至死罪者获生。
没有犯极恶之罪的平民，一般都是处以徒刑，至多劳作四年就能获释，更轻者，受笞刑后就能抵罪，但这显然不能适用于费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后女子与人通奸，诱使奸夫杀害发妻的罪行将层出不穷了，因此，司空北辰理解费氏为何被投入仓门狱。
仓门狱于布衣百姓而言，甚至于妃嫔宫人而言，都是极其可怕的牢狱，但入仓门狱，便如笼中鼠，可人毕竟不是鼠，鼠耗或许习惯了阴暗湿潮的环境，但没有哪个人愿意被这样子“活埋”，这样的刑罚，比起死亡来确实得到了恩赦，可也足够让人畏惧了。
总之，司空北辰很有自信，他依然是自己父皇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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