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悲、茫然、疑惑叠加在一起，原来恬淡的细节都显示出更深的悲哀，物哀不期而至。但明伦（聊斋评注者）评“女握手哽咽”至“倒地而灭”的那一段时说：“每读至此，为之泣数行下。”这“泣数行下”，也可说是物哀的本质。
近年来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愈来愈为世界所了解。纳西族从前以亚洲及世界最高的情死率被名之为“悲剧的人民”。丽江的确称得上世界殉情之都，家家都可以数出殉情死去的一两个家庭成员。百多年来，因爱情不幸，一对对青年（也有中年）男女到玉龙雪山殉死，人数之多，可说是成千上万，这真是世界史上悲惋沉重的一页……
可是纳西人的性格还有忘情的一面。
忽必烈占领云南那些年，纳西族从蒙古人那里学会了驯服老鹰的本领，从此迷上了放鹰。纳西人的架鹰出猎带着一种忽视生命的倾向：“鹰在天上搜寻，俯冲捕捉野兽，一冲数里开外，人在地上拔腿追赶。如此一路往前，离家乡越来越远，竟然就不回来了。”有的人追鹰追得忘记了一切，前面是悬崖峭壁也飞奔过去。“更有人随鹰儿远走，十年过后，才想起：‘喔，要回家了！’”
物哀熏陶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异化。“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旗中，以纯白为底色，恐怕日本国旗是绝无仅有的。”日本人爱白色，是因为白色像雪，而雪代表纯洁，且“雪容易消融，蕴含一种无常的哀感，与日本人的感伤性格非常契合”。日本的戏剧歌舞伎在“表现悲哀场面时，与中国、欧洲的戏剧惯用悲痛欲绝的夸张动作来表现其悲哀之深沉与巨大迥然相异，多采用静寂地忍受着悲伤的动作，让观众从更深层面去感受这个场面所表现的悲哀的心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歌都是雄壮的，然而“日本国歌带有哀调，连摇篮曲也很悲怜，闻之伤怀。这种‘物哀’的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物哀意识诞生于日本，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日本列岛自古以来经常为雾霭所笼罩，自然风光留给人们的是朦朦胧胧、变幻莫测的印象。
世界上最能领会日本艺术美的民族，大概非汉民族莫属。茅盾说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了许多优秀作家，此与这些作家曾经留学日本有很大关系。许多中国作家热爱日本文化是发自内心的。叶渭渠说：“日本绘画很少追求繁复的结构和浓艳的色彩，多是结构简雅，追求中间色，注重线条的单纯性和色彩的淡泊性，以幽婉清丽的情趣为主，富于恬淡的韵味。日本音乐的旋律单调，却蕴含着无穷的妙味，让人心中回荡着余韵。日本舞蹈的动作柔和缓慢，却在其中显露出一种内在的张力。……日本的和歌、俳句形式越来越短小，却可以准确捕捉到眼前的景色以及瞬间的现象，由此联想到绚丽的变化和无限的境界，更具无穷的趣味和深邃的意境。”郁达夫曾就日本文艺美的特征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文艺“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义”。它“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其所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地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味”。戴季陶说：“日本的‘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雕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他们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戴并且指出：“日本人审美的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周作人说：“日本国民天生有一种艺术的感受性。对于天物之美，别能领会，引起优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现，便成种种美术及工业的作品，多极幽雅纤丽；如用言语表现，便成种种诗歌。就在平常装饰、一花一木，或食用食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种风趣，这是极普通易见的事。”永井荷风：“……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再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鲁迅虽然对于日本文学的涉猎不及周作人广泛，但对于日本语言与文字之美，其感情不亚于其弟。他在译《桃色的云》的序言中说：“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而着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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