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说起来，这两位算是被远嘉的宣传给坑了。
在国内，特区银行被宣传成共和国银行业和国际金融接轨的第一先锋，比如引进外资股份，和海外银行建立战略伙伴合作关系等等。
在香港，绝大部分人都会把亚洲发展银行看作德意志银行对香港本地、东南亚区域甚至大陆进行金融业务渗透的触角，两者之间经常在香港财经板块上爆出一些不大不小的业界绯闻。
比如德银承销亚洲发展银行在欧洲金融市场发行的七千万美元融资债券，比如德银对亚洲发展银行多达五千万美元的财务投资，比如亚洲发展银行是联邦德国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贷款的区域结算中心等等。
别说在九十年代，哪怕在新世纪，海外银行业进军共和国金融市场也是一场黄粱美梦，相对于中工建农交这明摆着共和国国家背景的几大行，特区银行的背景看起来对间谍行业中的金融往来要和蔼得多。
当然，所谓特区银行引进的海外股份就是两个丫头和梁远当初在特区银行的投资，只是通过一连串的新公司注册与合并，把股份包装成目前代表着繁华与先进的港资而已，特区银行所谓的海外战略合作伙伴就是香港的亚洲发展银行，对于远嘉来说这些都是挂着不同名头的自家产业，但对不明真相的人士看来，这完全是德意志银行对大陆金融市场的成功渗透。
当熊伟信看到宁婉嘉从两家银行那边拿过来的交易记录之后，终于明白大势已去，现在做什么都晚了，甚至可以说共和国这个替代东风四液体弹道导弹的项目已经提前完结。
弹道导弹设计总师被湾县谍报机构收买，这件事情的性质虽然极为恶劣，但由于梁远一直参与其中的缘故，这个消息仅仅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
虽然梁远在幕后推动了对郭万君的调查，但梁远本人是抱着治病救人态度，打算通过这次调查给国安和郭万君本人都提个醒，梁远觉得一旦国安关注了郭万君这条亲戚人脉，想来这位也不会笨到在国安眼皮子底下去出卖国家机密。
由于梁远本身反感儒家的缘故，自然也不会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指手画脚，对待郭万君的问题上梁远抱着的态度和白乐天的放言其三很相似所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人生在世，大不易，论行别论心，真论心谁都活不下去。
未来互联网时代也有句很深刻的名言叫做千万别考验爱情，也别考验人性，好比后世贪官犯事之后总是痛哭流涕的说什么我辜负了XX的教导，没经得起酒色财气的考验云云，每遇到这种情况梁远就觉得事情异常的荒谬，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一定要经得起人性的考验呢，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设计一个不考验的监管方式很难么？
同样，按梁远的世界观，共和国这段搞导弹不如搞茶叶蛋的历史本应该是共和国建国史上的大耻辱，如果真是建国初期经济能力属实不行也就算了，改开后有人废除了共和国第一代总理定下的领导干部去食堂吃饭必须花钱点餐，转而推行什么四菜一汤的简餐之后，共和国的三公消费开始以一种瞠目结舌的速度上升。
然后一边吃得油头滑脑肚皮滚圆，一边号召科学家安贫乐道仰望星空，一般来说但凡有点良心的大概都会愧疚不安，而不是沾沾自喜的对什么安贫乐道进行大张旗鼓的报道与宣传。
因此就算梁远早就知道郭万君叛国，但对比那些吃得油嘴滑舌的为人民服务群体，无所谓的恨意和道德上的鄙视感梁远实在是建立不起来。
只不过梁远万万没想到的是，熊伟信都没调查，只看资料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没梁大仙假借史塔西的文件袋出具了那个关键环节的证据，在去年全国都乱糟糟的大环境下，一场不大的火灾很容易会被看成一起独狼性质的意外事件，真没什么可追究的，总参那边毫无感觉也挑不出什么错误，毕竟真正的反谍工作是需要依靠理性、逻辑和证据的，而不是某人那种扔灌水银骰子般的作弊。
虽说梁远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但既然已经病入膏肓甚至最后一口气都咽了大半年了，梁远也不觉得郭万君还有啥抢救价值，有些事一旦做下就不会有获得原谅的机会。
问题在于事后的处理上梁远和熊伟信起了很大的分歧，按惯例这种大事要把郭万君和那位接头的都逮起来，然后彻查掀起大整顿的。
不过梁远对掀起整顿这个不反对，但对逮郭万君和沃卫寒十分反对。
在梁远看来，掀起整顿的理由简直太多了，实在不行随便泡制个其他部门的人员泄密案，连同郭万君在内一起按保密的管理条例过筛子，国安精英无数反谍经验也无数想来从逻辑上设计个找到蛛丝马迹的问询方式不会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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