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罗勒，是一名记者。
不对，我曾经是一名记者，但现在我是一名情报贩子。
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想过要笔尖担道义，妙手着文章，那也曾是我最激昂的岁月。
可直到毕了业，我开始在报社实习，才发现新闻理想都他么的纯纯是扯蛋。
哪有什么社会不公等着我去揭露，哪有什么公平改革等着我去推动？
我的任务不过是老老实实地跑一下各类发布会和活动现场，然后象征性地拍几张连我自己都看不上的照片，便乖乖拿上活动方早早备好的通稿回家。
真他娘的招笑！
毕业前，也没人告诉我，原来报纸上与那些个报道，都不用记者亲自写啊！
算了，我心里清楚，我改变不了什么。
家里二老供我读书多年都不容易，我也没什么改变世界的理想。
与这青天白日的“腐朽”斗个鱼死网破，实属不智之举。
我不干，我也不敢。
不过，我也有自己斗争的方式。
虽然我贪财，但是我从来不拿那些企业公关给的“车马费”。
那些个红包的确厚实，鼓鼓囊囊的，照得人红光满面，谁看了不咽口水？
可当大家都往口袋里揣的时候，只有我会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丢到主任的办公室桌上。
“啪！”
那红包我装进了信封，甩在那张桌上，声音清脆、明亮。
乖乖，那得是多少票子啊。
说实话，听到那声音的瞬间，我差点就生出一丝后悔。
但事情都做到这一步了，哪有后悔的道理。
我在心底不断告诉自己：
“罗勒，你真他娘蠢，但还算是有点帅。”
那个肥头大耳的秃头主任当然看我不爽，他口口声声斥责我不懂得“与光同尘”。
要我说，都是狗屁！
因为工资低，所以“车马费”“红包”就能拿得心安理得？
因为人皆如此，我就必须随波逐流，做那乌合之众？
我不干！
我的良知可没那么廉价。
不仅如此，那些个活动方发过来的通稿，我都拒绝署名。
比起报社中其他记者，我就是一个怪胎，可那又怎么样？
怪胎嘻嘻哈哈！
怪胎怡然自得！
除了看不上那些个“上道”的企业，我也同样看不起我那些个“上道”的同僚。
有一次，有个产业园联合了当地委员，准备办一场大型的招商引资会，为此特地请了不少导师和投资人助力。
开幕式的稿子，安排给了当初和我一起进报社的陈子理。
我明明看陈子理早早就拿到了对方的撰稿需求，可这家伙偏偏就是不写。
对方每次催稿，陈子理都说自己在忙，后续都会安排好的。
然而，事实上，这家伙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喝着汽水，打着游戏。
我问他为什么不写，那家伙说：
“急什么，现在给了初稿也要改。我打算写好以后，定时在开幕式当天的凌晨三四点发送，这样对方不仅会觉得我辛苦，还没有时间提修改意见，这不就一遍过了吗？”
我皱了皱眉，好心地提醒了他。
“我没记错的话，那家企业买这个版花了15万，你这篇稿子就能拿到1万块钱，这么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那么较真干嘛，你真以为对方就在乎吗？他催我不也只是为了交差？差不多就得了。”
我看着陈子理的嘴脸，气不打一处来。
从那天起，我没有再往秃头男人的办公室桌上砸红包，取而代之的一封义正言辞的辞职信，上面只有五个字：
“老子不干了！”
只可惜，我的辞职信只有一页纸，它砸不出什么气势。
它轻飘飘的，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辞了记者的工作后，我不敢告诉家里，躲在出租屋找了半个月工作。
最终，我又进了一家自媒体公司。
我最初看上他们，是觉得他们真正在为不公发声，虽然在专业性上有所欠缺，但那片赤诚还是打动了我。
只不过，很快我便发现，在生意面前谈赤诚，更显得我天真幼稚。
在公司里，我们虽然追逐很多社会的热点事件，但本质上为得不是伸张正义，而是为了获取流量。
公平不如公开，正义不如争议……
我所追求的真相，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个添头，可有可无。
有一年，我去余坛出差，突然发现了一起发生在几年前的社会事件。
那是一个公交车司机被老人碰瓷的旧闻，当时曾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一堆网友蜂拥而上，如同饥饿的鬣狗，不分青红皂白地撕扯真相。
他们不仅辱骂司机，还公开了司机一家的隐私信息。
我听说，那司机的妻子还因此流产，也丢了工作。
后来事件发生了反转，当地法院改判了此事，不过那时已经没有人再关注这件事了。
我很同情那个司机，想跟踪报道他的现状，做一篇影响力大的文章，郑重其事地还他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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