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降临，灯光闪烁，灯光是冷的，路边站着的行走着的人也是冷的，商店、饭店的窗口也透出冰冷的灯光。
我把车停在马路边，打开车窗，点了一根烟，我需要烟来燃烧掉我多余的忧愁。在家里不让抽烟，自从闺女出生，明显成了禁令，也唯有家里来人时我会陪着抽那么一两根，那也得看老婆的脸色行事。
后备箱拉着肉，我还得去姨夫家。我们两家买了半头猪，其实也算不上半头，因为没有猪头。烟抽完后，我开车去了西水湾，我停好车，然后拎着两袋子猪肉颠颠地走。我们这地方一般将老婆的父亲称作姨夫，也有叫爸爸的，很少见，而我就属于这种极少见的一类。其实，我也很想喊声爸的，可就是叫不出口。自从爸爸离世之后，爸爸这个词似乎便与我绝缘了，而我对这个词又那样渴望。爸爸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力量的源泉，可我很早就失去了。
我敲开了门，是姨夫开的门，看到我两手拎着袋子，他急忙换掉拖鞋，问我还有没有了？我说不多了，我回头就提回来了。姨夫接过我其中一只手的袋子放下，然后快步走出门，说让我缓缓，他去取。我将袋子放在地板上，直身起来看到娃二姨和姨娘，姨娘已经站起来查看肉的情况，娃二姨给我找杯子倒水。我说先别忙，我去帮忙，然后也走出房门。
在这里我得说说我的姨夫姨娘了，他们待我如同亲儿，我不是木头人，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那种亲切，不得不说，我前世积德行善的善果，才得到的这一番亲情的。姨夫是乡村教师，干了快一辈子了，瘦小的身材，腰有些弓，脸上时刻浮现着教育工作者的和善的表情，虽说他现在是个小老头了，可看起来很精神，容光焕发，动作敏捷。当然，老婆跟姨娘时常说，姨夫年轻时如何不顾家，不着调。当然，女人的话个人主义色彩浓重，不可轻信。
姨夫爱喝酒，平常温文尔雅，不善言辞，一旦喝了酒，话就多了，深藏于心底的话，犹如汩汩涌动的泉水。我觉得这种性格的人真是可爱。姨夫的酒量惊人，对健康和安全造成了隐患。有次我看到他满脸青肿，嘴唇干裂，双眼布满血丝，姨娘骂骂咧咧地说，是酒后骑摩托车摔的。姨夫远在四十公里外的乡村教书，每个礼拜都会坐车回城里跟家人团聚，平常都是住校，一个人孤独了，难免就跟朋友同事喝喝酒，打发时间。姨夫喝酒，我也不好劝，只能旁敲侧击，说要少喝点。姨夫总是说，就剩这点爱好了，一下难以戒除。
姨娘呢，属于那类爱打理家务，也爱到处挣钱的人。以前在乡下，是种地能手，如今年纪大了，孩子也都成了人，自力更生，生活有了保障，就结束了种地的生活。住在城里，她一点不习惯，时常想着乡下的家，也时常去乡下转转，跟我妈一样。姨娘爱唠叨，也喜欢打抱不平，时常站在道理这边，看谁不顺眼就喜欢说几句。别看嘴里碎碎念，心肠好得很。姨娘一生抓养成功了五个孩子，很幸运我娶到大姑娘，荣登大姐夫的地位。当然大姐永远是人家的大姐，大姐夫的位置却坐得如坐针毡。
姨夫手中提着半袋子肉正在关车门，他问就这些？我说是，本来猪不大，两百多斤，一半儿的话也就百十来斤，两家再分，也就五六十斤。姨夫说，今年的肉确实少了点，不过年也就那么几天，够吃就行。我也觉得少了点，姨夫家人多，再说，过年了，谁家没个亲情走动。姨夫斜着身子提着尼龙袋，我说我提，他不肯。我说还有一副猪肠子，姨夫说，你爱吃留着你吃去。
回屋后，我们开始分肉，姨夫找来了一杆小秤，将排骨和肉分别称了一遍，数量基本与三娘家称的差不多。我将分好的肉重新装上了车，然后姨夫算好了账，我喝了几杯茶，讲了会杀猪的事。我觉得该离开了，十一点多还要坐火车。姨娘也说，时间紧张，那你收拾去，去了好好挣钱，将你的账赶紧还了，以后就轻松了。提到账的问题，姨夫白了姨娘一眼，他说，慢慢还么，急什么？我知道姨夫是护着我的颜面的。姨娘咕嘟咕嘟地说，我的意思是还清了少掏点利息么。我也是这样想的，好好挣钱，尽快还账，过几天舒缓的日子。
我的生活像一根绷紧的皮筋儿。
离开西水湾，我直奔中华路44号。我将肉提上楼，又马不停蹄跑下楼，把车停在了马路边，我怕一会儿来车将我堵在院里出不去。
我喘着气，开始收拾肉，老婆也来帮忙。我说今晚要去西安。老婆抬头看我，说老李怎么回事，每次搞突然袭击，那人有病啊！我笑吟吟地说，我也不知道。老婆问去的都是谁？我说何大、席强，我们三个。她说那还行，三个人还可以说说话，不那么孤独，不过你们可别聚一起干坏事，西安的女人估计不好招惹。我笑着说，没钱，拿啥招惹啊！老婆说，你知道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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