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臣权永远是对立的。
在大多数时候，所谓的君臣戮力一心，其实来自是双方各退一步的妥协；在彼此争执的过程中采取了折中的、彼此皆可接受的结果或处置方式。
而天子曹叡的打算，就是以士家暂不可改，那就先以雷霆之势对民屯的弊病杀鸡儆猴！
也是对公卿百官们的敲山震虎。
将公卿百官们的不作为、对州郡地方约束无能的失职摆在了明面上。
让他们羞愧自惭！
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政略调整中，失去反对的理由！
然后，在寻求解决方略的庙堂格局调整中、在君权与臣权的反复拉锯中，最终迎来群臣的妥协——公卿百官们为了不让君权急剧膨胀，便会附和一些不会导致臣权缩水的条件，以期君主心满意足，从而将此事揭过篇。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曹叡是当得起武帝“我基于尔三世矣”这句话的。
少小就心智聪颖且还历经过大起大落的他，虽继位还没多少年，但对御下的制衡之术早就炉火纯青了。
比如在这次大司农的人选中，公卿百官共推出来的人选，他皆不取。
乃是很强硬的将少府令杨阜改任。
且不出众人所料，他将屯田之政的上计权柄转回了大司农署，责令杨阜严查各州郡民屯田亩被侵吞之事。
如发现中饱私囊或侵吞田亩等罪行，依例奏请庙堂严惩。
天子曹叡明面上的理由是杨阜为人刚直不阿，对仕途并没有汲汲营营之念，以他主事纠察屯田之政，定然会惩奸杜邪。
但公卿百官都知道，天子更深一层考虑是杨阜乃凉州人。
从汉武帝设凉州刺史部伊始，羌胡杂居凉州就一直是朝廷迁徙囚犯实边的首选，也让关东士族对关西士族颇为鄙夷，认为他们出身不正；且源于持续百余年的凉州羌乱，更是让关东士族频频有放弃凉州之言。
在如此背景下，杨阜就不可能姑息屯田的弊病。
关东士族也不敢私下请托杨阜能网开一面，因为一旦请托了，杨阜必然先将请托之人上禀治罪！
只不过，公卿百官们对此倒也不是很担心。
因为中枢决策传达到地方州郡是需要时间的，杨阜想让地方州郡的屯田中郎将与校尉依命行事，也是需要时间的。
而在这个时间差里，足够他们督促乡闾故旧粉饰罪行了。
然而，天子曹叡接下来的做法，却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聪颖之主”！
他竟以如今监察不严为由，打算让校事府设分司在大司农府，以纠察之权协助杨阜整顿屯田积弊！
这点直接让公卿百官群起谏言不可。
就连一些克忠守法、没有放纵家中侵吞屯田田亩的重臣，都极力劝阻。
缘由无他。
校事乃是悬在群臣头顶上的利刃。
先前武帝设校事主刺举之时，卢洪与赵达还留下了“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的威名。
其中，卢洪与赵达为了邀宠与巩权，不乏构陷之举。
如今曹叡让校事纠察屯田之政，看似与公卿百官们无干，但依这些校事尤善构陷、唯恐天下不乱的德行，说不定就将之演变成前朝汉武帝时期的“算缗告缗”，被清算的人不再是大商贾，而是士族与豪右。
只是，可惜了。
这一次天子曹叡态度十分强硬，再也没有了先前从谏如流的作风。
他将群臣的上疏皆留中了。
且直接授意校事开始明察暗访京师洛阳的屯田之政，让他们将纠察的信息一式三份，分别禀给大司农杨阜、廷尉高柔以及自己。
算是折中的做法罢。
不放弃自己想让校事协助杨阜的念头，但也稍微兼顾了群臣的反应，让高柔也参与在其中，且成效如何再作最终定论。
高柔乃兖州人。
以明辩事理、执法公允着称。
如先前文帝曹丕以私愤下令高柔处死鲍勋时，他就誓死不从命。
也就是说，曹叡这是隐晦的呵斥公卿百官们闭嘴——有这闲工夫上疏，引经据典的声称校事怎么不堪、对社稷有什么危害，还不如花心思配合高柔将积弊给肃清了，让他看到实际成效，自然就不会再坚持用校事了。
故而，公卿百官们皆偃旗息鼓了。
没办法，理屈词穷。
屯田之政崩坏是事实，还被天子亲自撞见了，他们自是难以再争。
而心意小小得逞的天子曹叡，则是开始为下一步的士家变革而绸缪。
乃是先私下作书给长安的大司马曹真，将夏侯惠提及的“士家可凭斩首之功赎身以及获得田亩”谏言说了，然后询问是否可行。
曹真以为可行。
只不过他觉得，想要推行还需要等候契机。
不是如今这种君权与与群臣对抗，天子曹叡强势推行换来群臣妥协的契机。
而是类似于石亭之战后的痛定思痛，让朝野有识之士皆开始意识到士家没有死力作战之心了的契机。
如此，曹叡推行士家变革才能迎来公卿百官的支持，也不会导致军中将率心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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