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三十年后，同样是招募边民征伐高句丽，昔时造反地区的边民却“踊跃而从”，争相报名参加大唐军队，奔赴辽地作战。
大隋、大唐两个中原王朝在短短三十余年内，两次征伐高句丽。但边民对大隋、大唐两个中原王朝的态度却值得后来者反思。
对大隋而言，边民是“乱臣贼子”；对大唐而言，边民却是“边地良家子”。而名将薛仁贵正是其中的“边地良家子”，在征伐高句丽中一战成名，率领边民从辽地杀到天山，成为大唐帝国的定海神针。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边民前倨而后恭。道理也很简单，这些边民遵循“投桃报李”的原则。若中原王朝厚爱边民，他们自然甘愿为帝国冲锋陷阵；若中原王朝骑在边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便刀锋倒转。
“君之视臣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如寇仇”，两千年的孟子提出的君臣关系同样适用君民关系。
长白山的歌谣尚余音绕梁，但千年之后的大夏君主们却早就忘却了前车之鉴。大夏王朝后期，经济在发展，税收却收不上来，财政入不敷出。大夏皇帝不但没有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反而派出太监高淮，借矿税名义进一步榨干辽人。
“誓食淮肉”的呼叫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始终叫不醒睡着的大夏。时隔千年，大夏的辽地边民和大隋的边民遭遇何其相似。其中差别不过是大隋边民选择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而大夏边民选择了“生于辽，不如走于胡”。
辽人中其惨的莫过于军户了。大夏王朝一方面要辽地军户守护国土，一方面要辽地军户屯田，又将苛捐杂税徭役摊派在辽人身上，造成辽人终日劳累，却倾家荡产，荒年时卖儿鬻女。
悠悠天地，山海关内，庙堂之上，不知有几人知辽人之苦？
今日辽地多逃亡，有奸细，曰辽人不可用；明日鲁地、楚地多叛乱，曰鲁人、楚人不可用；他日若闽地海盗兴乱，又曰闽人不可用。
数年之后，有何处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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