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震孺后来感慨，“京城火器尽丧于辽，存者又未中用”。大夏在军事上最大的优势在于火器多，而辽阳失守后，大量火器就归大金所有。而且，辽阳、沈阳两城还有军工坊和大量工匠，这为后来大金发展火器、重炮提供了基础。
而辽南金、复、盖、海四卫向来就是辽东的粮仓，土地沃饶，物产丰富。失去辽南四卫，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大夏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辽镇驻军的军需补给更加困难。
拿到了辽东的实际控制权后，努尔哈赤实现了以战养战的战略意图。努尔哈赤占领辽阳不久，力排众议，将大金都城迁移于此，后来又改迁都沈阳。
萨尔浒大战的胜利，标志着大金帝国的正式崛起，形成大夏、蒙古、大金三方博奕的局面，而辽阳、沈阳大战的胜利，让大金帝国更加强大，逐渐形成一挑三（大夏、蒙古、朝鲜）的局面。
失去辽东后，大夏在辽地还剩下以广宁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和宁远、锦州至山海关窄长的辽西南走廊，同时大夏与朝鲜在陆地上的连接也被断开。
而辽东账面上的26万大军，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投降了大金，一部分逃往朝鲜，还有一部分退守广宁和辽西南走廊。在辽阳、沈阳大战期间，蒙古一些部落也没闲着，以掠夺为目的，乘火打劫，有些偷袭大金，有些偷袭大夏。
辽东惨败的悄息传来，京城中君臣乱成一团。朝臣们纷纷互相指责。
有人指责兵部尚书崔景荣调兵遣将亳无章法，御敌无方；
有人指责熊廷弼当初治军不力导致今天之祸，又装病欺君；
有人指责内阁一群饭桶，心无定见，只会同声附和；
有人指责御史、给事中们个个道听途说，今天弹劾这个，明天弹劾那个，淆乱视听；
有人指责各地巡抚只打各自算盘，不顾大局，只派老弱兵士援辽；
有人指责九卿大佬畏惧人言，个个只想辞职卸责。
自万历起，大夏朝堂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刑科给事中毛士龙曾上书指出，“国家言事之臣多，任事之臣少。今不惟言事者与任事者异，即言事者亦互为异”。
大学士刘一燝感慨，“大臣畏忌，不肯为国家担忧；小臣纷嚣，每至以议论偾事，此风不湔，朝廷一事难为”。
正如毛士龙、刘一燝所说的，大僚畏惧人言，不敢担当，请辞卸责；小官道听途说，指手画脚，无脑乱喷。做事人少，说话人多。补台的少，拆台的多。
大夏朝堂，一地鸡毛。
骂归骂，辽东残局还是要收拾的。兵、户两部派下去调兵、征饷的人络绎不绝。第三次全国兵马大规模援辽行动又开始了。
辽东前线指挥权方面，君臣们一商量，令兵部侍郎张经世火速入辽东巡阅军务，升薛国用为第四任辽东经略，升王化贞为巡抚，升方震孺为巡按监军辽东，同时急忙启用叶向高、张鹤鸣、熊廷弼、许弘纲、王在晋、祁伯裕、王象乾、涂宗浚等退休离职干部入京议事。
战略方面，天启元年五月，刑科给事中熊德阳向朝廷，提出三方布置之策。
一是山海关难守，须屯兵广宁，勤加练兵，打造正面防线。二是辽南民心可收，应联合朝鲜，派间谍潜入动员民众，运粮支援逃至沿海各岛和朝鲜的辽民，招募精壮者为兵，骚扰大金的东翼。三是重金收买林丹汗等蒙古诸部，偷袭大金的西翼。
说白了，所谓三方布置之策，就是联合蒙古、朝鲜，正面屯兵把守，时常从两翼侵扰大金，让大金不得不分兵把守，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
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则指出，大夏部队的特长在于火器装备远胜于大金，但在沈辽之败后，大量火器归大金所有，工部存有的火器反不如大金多。
“辽、沈丧失，中外大小火统悉为奴酋有，我之长技与贼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
徐光启建议工部和九边要召集工匠，加大火器制造，推广西洋大炮，在城头大建炮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徐光启、熊德阳两人的意见，基本上获得朝廷的认可，成为大夏辽东战略的雏形，并在这基础上加以完善。
不久后，第四任辽东经略薜国用因日夜忧愁而病逝；兵部尚书崔景荣引咎辞职；蓟辽总督文球因病辞退。一时无人可用。
为了救急，大夏朝廷启用叶向高入阁；启用张鹤鸣为兵部尚书，启用70多岁的王象乾任蓟辽总督并加衔兵部尚书，启用熊廷弼任兵部侍郎，启用王在晋为户、工、兵三部侍郎。但在新的辽东经略人选上，一直举棋不定。
起初，大夏朝廷意向是李三才。但在廷议上，九卿科道争议不上，有人说李三才有勇有谋，有人说李三才盗名欺世。双方相持不下，启用李三才为辽东经略的事就不了了之。
一个月，大夏皇帝决定再启用熊廷弼为第五任辽东经略，同时加衔兵部尚书。
但很快，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就闹起意见，而且矛盾越来越大，一发不可收拾。大夏帝国内部的矛盾总是难以调和，辽东经、抚不合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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