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缴纳商税，缴纳的还是十税一的超高税率，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至少对那些商人和经营买卖的士族来说是个很坏的信号。
皇帝自己收自己的税无疑就是在告诉世人......大唐要开征其他商税了！
古代的商税一般分为市税、关税、山泽税和杂税，隋唐时期国家大一统，关税也就取消了，为了休养民力，山泽税和各项杂税也基本上不收了，原本实行这样商业税收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渐渐地被世家门阀所利用，成了他们避税牟利的工具，而朝廷却因为税收来源单一，依靠纯粹的农税无法调节市场供给，失去了对物价的调控能力，这也是世家手下的几大粮商可以任意操作粮价的原因。
李元喆清楚商税的重要性，后世的经验告诉他，只靠农税和人头税这些税收没有办法富国富民，更没有办法促进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进步，自然地也就想要规范商业税收。
世家人和那些大商人就是靠着超低的税收来牟利的，朝廷要是开征其他种类的商税无异于在他们身上割肉，特别是关税这一项。
世家大族和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商人基本上垄断了大唐的对外贸易，朝廷虽然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专门的榷场来管控进出口贸易，但效果很差，世家人和大商家通过复杂的关系网和经营多年的渠道能够轻易的绕过朝廷的监督，把货物走私到其他国家。
国内就更不必说了，官商勾结几乎是不加掩饰的进行着，把本就不多的市税和征税部门弄得形同虚设。
因此朝廷每年收到的商税都少的可怜，绝大多数的匿税都进入了私人的口袋。
世家人和大商家赚的盆满钵满，当然不愿意舍弃到手的利润。
李元喆也舍不得丰厚的商税，但他并不着急，大唐的商业规模还不算大，没有到收割的时候，他仅仅是想释放出一个讯号，让世家人紧张一下，顺便看看民间对税收变化的反应，好做到心里有数。
不出所料，朝廷各部门还没有复工，李渊和李元喆就收到了不少上书，奏折里大讲增税的坏处，劝谏皇帝大唐需要休养生息，皇帝要爱惜民力等等。
这些人给出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目的明确的请求朝廷不要加商税。
李渊没有批复这些奏折，而是公布了大明宫的修建计划，这下世家人更紧张了。
皇帝要大兴土木，花费必定不小，国库赤字又不是什么秘密，由不得人们不把修建宫殿和增加商税联系起来。
国库没钱就要增税，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
于是世家人又把矛头转向了阻止皇帝大兴土木上，把这些人给出的理由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宫殿已经很好了，再修新的是劳民伤财。
李渊气得在寝殿里大发雷霆，扬言要移居九成宫去养老，吓得听到消息的文武连年都过不下去了，组团去劝说太上皇继续留在长安。
开玩笑，李元喆强势又不讲理，要是没了太上皇压着还不反了天？
相较于李元喆，太上皇就比较好说话了，文武们可不想单独去面对失去了节制的李元喆，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李元喆的反应就要淡定的多，所有奏折全部留中不发，初四一早就带着皇后出宫“踏青”。
百官们听到他要去郊外踏青，顿时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地上的雪还没化完呢，你踏个蛋的青！
此时的关中虽然已近立春，可仍旧是寒气逼人，西北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完全没有春天的温暖和煦。
李元喆挑这个时候出来也不是要游玩，而是要给即将建立的工业区选定合适的位置。
搞工业最忌讳的是分散，产业聚集才能最大限度的高效利用资源。
还有就是大唐的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相关人才也是少的可怜，想要在大唐搞工业的难度无异于凭空造出一座空中楼阁，李元喆必须把能够找到的人才集中到一起使用，让他们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所以就需要一个工业区来安置工厂和人员。
工业区的选择首要考虑的是交通条件，能有便捷的水路为最优，前期的时候还要考量原料产地的距离、水源、煤炭、地形等等因素。
好在长安附近的河网密布，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又有广通渠连接洛阳，进而连接大运河，长安附近的水路交通不成问题，有煤矿，也不缺水，可以满足要求的地方不少，唯一的问题是靠近河道的地方都是私人的农田，征地比较困难。
李元喆在长安周边转悠了三天，最后选中了灞水边上的一块地，这块地位于出灞桥约七八里的地方，面积在两千亩左右，这些土地乃是京兆韦氏、宿国公府、丹阳公主府和原齐王府四家所有，后来李元喆大肆出售齐王府田产，韦挺接收了齐王府所属的两百亩水田，四家变三家。
选定了工业区的位置，接下来就是从三家手里购买土地，丹阳公主比较好说话，韦挺和程知节那里要麻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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