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经过艰辛跋涉，虽然只跋涉了二十多公里，但是带着几百个老人、孩子、精神病人，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记得有一位老领导告诉过我，所有单位搬迁完成后，是真的请了一个戏班子来，唱了三天大戏的，我估计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因为我翻遍了所有志书都没有找到能够证明这个戏班子来源的材料。
在六十多年的发展中，一直没有哪一个作家愿意在这里来采风，进而深刻感受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事，把我们写出来，歌颂我们为社会稳定所做出的的卓越贡献。我这样说是并不为过的，如果没有我们这几个单位，那么就会有流浪的老人、儿童和精神病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我的内心一直很纠结，我知道我的文笔不如那些成名的大作家们，我也没办法把一些事实全部抖搂出来，我的眼睛还要看着这片正在蒸蒸日上发展的单位，所以我只能想为这里的人和事写一点儿东西。这也算是我在这里三十多年的一些感想吧。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想用纯粹精神科的治疗、护理和康复等如实的描述这些故事的，但是我发现我的专业知识竟然少的有点儿可怜了。而且，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如果把每个故事里的患者的经历原原本本的写出来，就没有任何的可看性了。我是想写一点儿让读者们通过这些故事来关心精神病患者的事情的，所以我不能照本宣科的记录事实，只能用文学的手段进行了细致的加工，因此每个故事的基本框架是有的，但是那些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希望读者们不要信以为真了。那样，很可能就是我弄巧成拙的一件恨事了！
在近四十年前，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出名的人，他是我们的老院长，是个六十年代医学专科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书中我给他起了个魏玉成，我希望的是玉汝于成，是他在单位最艰难的时候用一颗爱患者的心，研究出了后来风行了一段时间，现在仍然在一些比较落后一点儿的精神病院还在做的“工娱疗法”，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精神卫生工作者尊敬的学者。
他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结合我们单位精神病人的实际情况，和我们单位有广大土地的事实，参考了世界上当时比较流行的康复疗法，开始了大胆的尝试和改革。他也是幸运的，他获得了成功，在国际舞台专门发言，介绍了在中国西北边疆的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群精神卫生工作者在为精神病人无私奉献着，而且这里的一些切合实际的康复疗法让世界很多国家的精神学科专家耳目一新，这些专家根本想不到他的做法取得了难以让人置信的效果。所以，吸引了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精神学科教授与学者的访问，他们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促进了我们这家精神病院的发展。
然而，时间一晃就是近四十年过去了，那些本来平淡的岁月却留下了很多让人不能忘记的事情，即使我这个后来者也有了很多的感慨，我希望有人能真正知道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始终默默无闻奉献的人。特别是，我想让全社会都通过这部书的视角看精神病人，对他们产生必要的同情，开始关心他们。
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就很知足了，我的目的也就算是达到了，我希望精神病人不再是社会上畏之如虎的疯子、傻子，而是一个弱势群体，是需要关心、爱护和帮助的可怜的人。每一个读者若有此心，我即安然。
正如已故着名社会学和人文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的：每一个精神病人的发病史都是一部血泪史。也许只有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才能切身感受到这句话的历史重量和沉沉的那份哀愁。我也拜读过一些有关精神病人的书籍，但是我依然很想为我服务过的这些精神病人写一个东西，算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因为我无数次为他们的病情、病态和发病史流过泪，我需要让自己得到一点点的慰藉，更是对与我共同工作和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给他们说一些该说的话。
好像在二十多年前，时任院长有一个想法，收集还居住在这里的那些老同志们的家伙什，把各家各户以及老病房里有代表性的物品拿出来，或者捐献出来，然后成立一个院史馆。为此，我还心动了，用心的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随着单位的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接续发生，这个计划终于还是流产了。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老同志已经作古，而且在城市不断发展中，那些有一些年限的老职工也都搬到市里住了，这里已经几乎没有我刚参加工作时的景象了，目前只有一户职工的遗孀居住。
那个院史馆最终草草搞起来了，然后从我的角度看也是远离初衷，而且面目全非的。还被好事者做了很滑稽的捣乱，以至于基本上是没有开放过一天，那些很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照片再也没有人过问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院史馆了。那些退休职工无私捐献的老照片、老物件不知道是否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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