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齐州民风强悍，时有盗寇出没。历城和章丘就有个令百姓胆寒的“霸王社”，他们横行乡闾多年，盗窃财物、劫车夺囚、无恶不作。曾巩决心铲除“霸王社”，保护百姓生活。他先以雷霆之势抓捕流放了其中的31人，又组织村民结成保伍，联合巡查剩余盗寇，凡有盗贼出现就击鼓传递消息，相互声援形成合围。如此一来，盗寇每次行动都会有人被捕。其中有个叫葛友的，不堪追捕之苦，主动向官府自首。曾巩略施小计，通过葛友迅速瓦解了“霸王社”：他为葛友安排了几名“随从”，令其衣着光鲜地驾着满载布帛的马车在乡中巡游，其余盗匪见状也纷纷自首，“霸王社”不攻自破。在曾巩的整治下，齐州“豪宗大姓敛手莫敢动，寇攘屏迹，州部肃清，无枹鼓之警，民外户不闭，道不拾遗”。
曾巩在严盗贼的同时宽百姓，他平息诉讼、澄清风俗，体察百姓生活，为百姓分忧解难。当时，正值朝廷推行王安石变法，曾巩在齐州根据实际情况次第实施，并尽量减少对百姓的叨扰。河北发民浚河，调及他路，齐州需要出民夫两万。按照登记在册的人口来看，应当是三丁出一夫。然而曾巩凭借多年的为政经验，认为籍册中有隐瞒和遗漏，并不是齐州真实的户籍情况。经过清查，去除了那些虚浮的记录，曾巩最后确定齐州九丁出一夫。这一决定不仅为朝廷节省了大量开支，更为百姓减轻了徭役负担，深为百姓称道。
齐州境内有些水路，百姓往来皆靠渡筏载运，这种方式不仅行进缓慢，而且还要收取渡钱，遇有雨雪更是无法通行。曾巩免除了无名渡钱，在一些河上建造了桥梁，方便百姓来往。他还根据地形地势，迁移了原先传舍的位置，将驿路改为从长清到达博州，再通至魏州，如此就省去6个驿站，人们都觉得更加便利了。
北宋时的齐州城，经常遭受水患侵袭。齐州城地势南高北低，南面为山，北面有河，城中泉眼星罗棋布，汇聚成渠纵横交错。逢雨季，泉水猛增向北汇聚，而北面水系又会向城内泛滥，因此城北门附近常常陷于水困。曾巩在考察了齐州城水文情况后，在城北原有防洪设施的基础上进行了水利工程的改扩建，修成大水闸一处，称为“北水门”。有了这道屏障，齐州城北再无水患之忧。
同时，曾巩组织百姓疏浚大明湖，利用湖沙建了一条贯通湖水南北的长堤——百花堤，堤上可行马，两侧植柳树，树影婆娑，美不胜收。他围绕大明湖建起鹊华、水西、湖西等小桥，将湖水泉溪勾连在一起，形成了逶迤绮丽、水波荡漾的诗意景观，为自然景色增加了浓郁人文韵味。康熙《济南府志》载录曾巩咏鹊华桥诗一首：“将家须向习池游，难放西湖（即大明湖）十顷秋。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长到木兰舟。”正如苏东坡守杭州，曾巩知齐州也让这方“一城山色半城湖”“紫荷香里听泉声”的乐土拥有了更多诗情画意。
北宋熙宁年间的齐州，尚没有使客之馆，有使客来便临时搭建房屋，费民费力，房屋又多简陋，而在使客走后成为废屋。因此，曾巩在宜人的趵突泉畔建造了两座宾舍以待客，北面的曰历山堂，南面的曰泺源堂。元代于钦撰写的方志《齐乘》记载，“南丰知齐州日，建此以馆客。”在曾巩看来，打理使客馆舍是太守的职责，而考辨山川地理和人文风貌也是太守的职责。他详细考证了两庄与齐州紧密相关的事件：一则，趵突泉的源头并不是古人说的王屋山，就在城南的山区，而趵突泉是泺水之源；二则，城南的历山（即千佛山）正是大舜躬耕之处。因此，曾巩将趵突泉畔的馆舍命名为“历山堂”和“泺源堂”，并写下了着名的《齐州二堂记》和《齐州北水门记》。曾巩的这一考辨对齐州城和后来的济南而言，意义都极为深远。
熙宁六年（1073）九月，曾巩调任襄州。齐州百姓爱戴曾巩不愿他离开，竟然“决桥闭门”来挽留他。曾巩是在夜里悄悄离开的，带着对齐州人民的感佩眷恋。多年以后，百姓在千佛山建起了曾公祠，怀念这位勤政务实的知州。清代道光年间，曾公祠在大明湖西北岸重新修建，更名为“南丰祠”。到今天，“南丰祠”依然伫立在大明湖畔的依依柳荫之中，是泉城济南的一处重要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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