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终赶在了过年之前，回到了漳州府城的郑成功，同样还要巡查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防止灯下黑的情况发生。漳州府城如今既是明郑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科学中心，更是军备制造中心，郑成功单单是在府城内，就需要巡视上好几日。
除了平日处理政务的时候，常常要批示和接触的五军署，民政署，商事署各部门衙门之外，郑成功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商税，关税，以及海岸缉私这些新成立的部门，没有他们的恪尽职守，就没有明郑如今日益增长的财政收入。
再往后，则是明郑教育的发展，这件事情虽然不紧急，但却十分重要，郑成功知道这才是明郑走向未来的真正核心竞争力。
“漳州大学堂”和“漳州职业学堂”分离之后，各自的职能和使命也都更加明确，王忠孝，陈永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全心全意投入到了教学和研究之中，他们身上往往还兼顾着行政的职责，个人身上的文化喜好和偏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大学堂中的风气。
不过，因为明郑在初级教育和职业教育上的巨大投入，高等教育目前又还不成体系，这些传统文人，亦或者是接触过西学的文人，依旧还是秉持着原本的那一套，圣人之学依旧在大学堂中盛行，郑成功的新学科研究和发展，当前主要还是依靠传教士和少得可怜，在科学上有所研究的开明文人。
郑成功当然想快点发展他的数学，物理，机械，地理，冶炼，以及其他的经济，管理学科，培养出一批有助于科学发展的专家学者出来，但单单是老师这一块，就已经是困难重重，更不要说教材和舆论等问题了。
要知道，“漳州职业学堂”的设立便已经遭到了许多非议，福建当地很多颇有声望的地方文人连连请愿上书，指责其本末倒置，作为学堂，不教君子之学，反而让学子去专研制器这些根本不入流的东西......
而“漳州大学堂”作为明郑的最高学府，所有学子都是百里挑一，乃是国之精华，居然也是如此，自然是激起了更大的争议和讨论，若不是大学堂的几个负责人都颇有声望，能够支持郑成功的行动，恐怕大学堂面临的舆论压力还会更大。
当然，郑成功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他必须通过这种“漳州大学堂”，夺回社会舆论的话语权，引导科学和思想的发展，否则今后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思想文化方面面临的局势将更加严峻。
不过，只要第一批学生被培养出来，并拥有了持续学习的能力，明郑的高等教育和各学科发展，也就能步入正轨了。只是这需要时间的积累，短则三五年，长则十数年，数十年，或大步向前，或小步推进，甚至原地踏步，都有可能，反正是急不得的。
但最令郑成功头疼的，其实还是大学堂之内的“华夷之争”，传教士作为红夷，在某些人眼中是不配进大学堂的，更不要说作为教学的老师了。毕竟，能进大学堂的学生，往往都被认为前途无限，是天之骄子。
甚至，还有人将此提升到了国家制度，纲常伦理的高度去讨论，并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牵扯到了满汉，东虏这样的敏感问题，逼得郑成功不得不授意王忠孝出手处理。
说到底，其实还是郑成功当前的实力不够强大，明郑在政治上还需要和这些传统文人群体维持表面的和睦关系，所以这些问题他都需要妥善处理，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公然撕破脸皮。
要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要说这些所谓的弗朗机人了，就是一些比较激进，具有强烈反抗和叛逆精神的心学分支，在某些传统儒学信奉者眼里，也是洪水猛兽，欲除之而后快。
明末清初这个时期，中央朝廷的控制力经历了由弱到强的过程，在晚明这个商业社会高度发达，朝廷对基层控制力几乎丧失的时代，传统的儒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各种思想是蓬勃发展的，还有许多是立足于平民的，这其实也符合市民社会伴随着商业发展不断壮大的特点。
但随着满清入关，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朝廷对社会控制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文字狱的极端盛行，这些思想的光辉很快泯灭，并随着生产力的停滞，甚至是倒退，进一步落后，以至于清末的起义军再度回归了神学，依靠原始的宗教思想收拢人心，而不是改革生产关系的政治口号。
郑成功对这些是有所了解的，他固然是要从传统儒学手中夺取社会舆论的话语权，重塑社会价值观，但这些都需要一步步进行。而且，现在也还没到他要表明自己态度的时候，各家争论，斗而不破，然后他再授意引导，才是最合适的。
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技术有共同点，也又很大的差异之处，郑成功没有办法直接指明一条路，把一大堆思想灌输到别人脑中，因为他没法像技术一样，使得自己的观点可以马上得到应验，说服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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