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师变身为犯罪嫌疑人的不是李智伟，而是贺鲁，任衡鑫所分所主任，亦是衡鑫所合伙人之一的贺鲁。
分所运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效益一直都不错，这算是衡鑫所这一年来风风雨雨中难得的好消息，年会时蒋明哲还大大表扬了一把，这才过去几天，就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贺鲁是在邻市打黑除恶过程中查获的律师之一，同时被查的还有数位警察、法官、检察官，前一天郁飞已经到邻市见过贺鲁了，知道与他有关的是两件事，一是与某法官勾连，以律师费所得扣除应缴税款后的六成换取介绍案源，二是与某警官协议，贺鲁支付费用购买涉嫌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和家属联系方式。且不论这一系列案件最后的结果，贺鲁涉嫌犯罪已经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事，大约逃不过行贿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数罪并罚。
这起案子本来就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如今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更是掀起来一波又一波的巨浪，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被民众咒骂，衡鑫所更是成了所有人攻击的藏污纳垢之所。
所以，舆论危机才是三巨头济济一堂的原因？安奕鸣如是想。
如今办公室里的这四个人，刑辩律师有之、民商律师有之、前法官有之，都不需要用手段挖掘案源。当然安奕鸣还算不上是完全渡过那个阶段的牛咖，但他极其幸运，入行时有谢敏带着，谢敏又是个非常大方的人，并不吝啬分给他案子和代理费，而且他本人也是个人缘极佳的人，有一帮兄弟双手捧着案子送到面前。即便如此安奕鸣也有过相当穷困潦倒的时期，长时间的没有收入，偶尔谢敏给他一些尚不足以称之为代理费的“跑腿费”，并不够他吃穿住行的。
身为律师必须具备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搞定案件的业务能力、与客户交流的沟通能力以及装*的能力等。装*能力或许决定不了案子最终是否能够被顺利解决，但可以决定客户是否聘用这位律师。绝大部分人仅能做到以貌取人，尤其是在没有足够时间了解对方却要对对方下结论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一位遭遇法律纠纷的当事人会相信穿着大T恤和夹脚拖鞋的律师，即便他名牌大学毕业且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了无数篇论文，毕竟论文不能穿在身上，更不能用来说服客户聘请自己，再观点新奇、逻辑强大、案例丰满的论文都不及一套合身且名贵西装带来的震撼。
律师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同样标的千万的案件，走路去的、坐摩的去的、坐公交车去的律师，压根就拿不下这案子，没有哪个当事人大方到可以拿一千万给个新人练手。而同样开车去的律师们，据说开奇瑞去的，大概齐能拿到十万代理费，开本田去的，应该能把这个数字拉高到二十万，开宝马去的，很有可能收到五十万，而开着顶级豪车去的，搞不好能拿下百万代理费。
男人好面子的天性，同时也确实因为工作需要，安奕鸣在刚入行却没有什么收入的情况下，立刻给自己配齐这些影响客户是否聘请自己的硬件条件，掏空钱包又拉不下来脸跟家里要钱的安奕鸣是在安逸和兄弟们的帮助下熬过那个阶段的。哦，第一条拿得出手的领带是杨乐然送的。
这不是安奕鸣在为贺鲁的犯错寻找借口，因为开拓案源是律师这一行的命门，有句话说10％的律师赚走了行业90％的钱，倒不如说行业90％的案源被10％的律师掌握着，所谓越强则越强、越富则越富大约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案源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案子总量是固定的，业务能力大同小异，又不想拿着名片满大街派发，找人推荐和抢占先机就成为很多律师争取案源的法宝，应运而生的就是“公关律师”和“信息律师”，前者与接近案源或是掌握案源的人勾肩搭背，后者则是利用该信息联络犯罪人家属以抢占先机，并称世故律师。
被蒋明哲派到邻市掌管分所的贺鲁是典型的世故律师，业务能力上不如谢敏，但不似谢敏那般清高，他更易相处；人际交往上不如李智伟，却也不像李智伟那么傲慢无礼，他看起来老实巴交，完全没有一所主任的架子。所以贺鲁被逮捕的消息传回到衡鑫所的时候，蒋明哲等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李智伟和一些人勾搭不清谁都信，可贺鲁怎么会是这样的人？蒋明哲把贺鲁派去看着分所就是看中他老实、胆小的个性，没想到还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要说律师这个行当，鱼龙混杂，尤其是那些入行早、见证司法环境由浊渐清过程的老律师们，难免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像安奕鸣这样的年轻律师拿到案子后，先要把相关法律法规搞清楚，再做好充分的庭前准备，以等待法庭开庭通知，而他们则要先搞清楚法官是谁，甚至想能不能通过一些手段把案子交由熟识的律师审。这大约就是衡鑫分所短时间内业务量陡增的原因，也是贺鲁最终触及红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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