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作出的决定，有些看似狠绝无情，对律师却是好事，唯有如此，律师才能放开手脚，最大程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岳晓华的态度给了安奕鸣放开手脚的机会，正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坏消息再次传来，原本状态还算稳定的杨正清病情突然开始恶化，器官迅速衰竭，病危通知书一张接着一张地递了出来。
虽说自杨正清昏迷开始，岳晓华母女俩就已经有所准备，但真正到了这一天，两个女人还是乱了手脚，又或许是因为有了某些预感，以致于岳晓华根本就拿不动那一张薄薄的纸，她颤抖着手把纸塞到女儿手里，转过头，背对手术室，不看、不听，似乎就可以做到不面对。
手术室外，就是一个人间百态。
东侧靠近电梯的位置站着是一对中年夫妇，脸色均是惨淡无光，皮肤油腻，嘴唇干裂，头发散乱，两眼赤红，正在低声说着话。
女人说：“钱借来了吗？”
男人说：“能借的都借了，一共凑了三万，全都交给医院了。”
“三万哪里够呢？医生不是说至少要十万的吗？”
“去年妈生病，已经把家里掏空了，也借了不少钱，现在谁还肯借钱给我们呢？要不，你回娘家凑凑？”
“我娘家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再说你一个大男人……我一个女人怎么开口借钱啊？你去公司预借工资吧？”
“我那里，说是公司，其实就是个装修队，我又不是有手艺的那种工人，老板怎么肯借钱？”
“那，那怎么办啊？儿子得的可是脑瘤。”
“……”
“你，你，你说话呀！”
“卖房子，把房子卖了！”
“卖了房子，我们住在哪儿？再说，再说，他是我儿子，又不是你，房子是你爸留给你的……”
“房子，再买！”
中年男人穿了条深蓝色的工裤，不知在哪里擦了好几处灰尘，中年女人则是穿了套灰色的运动服，手腕、手肘处都磨得有些起毛，上衣背部写着某某家政的字样。男人搂过女人的肩，低声安慰着，“命比房要紧！”
西侧安全通道附近也站着一家人，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靠在门框处默默流泪，身旁站的人看起来与她好像是夫妻，但又夫妻相的有些更像是兄妹的男人冷着脸，一句话都不说，时不时去瞥挂在墙上的钟，挂钟下方就是“手术中”的指示灯，他看挂钟的总是会顺带看一眼红通通的大字，若说看的是时间，他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几点，若说是看指示灯，他看来又有何用呢？
防火门的外面站着位青年男人，西装虽有些褶皱，但基本还算整洁，一看就是名牌，他正拧着眉头抽烟，香烟斜斜地挂在嘴角，烟直直向上，把两道浓眉熏染得更加凝重，他左手拿着电话靠在耳边，手指用力，手背青筋浮起，强压着声音说：“你什么时候来医院……加班！加班！我妈都进手术室了你还加班？你赶紧过来照顾她……凭什么？凭你是我老婆！我告诉你……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你还记着，你这人怎么这么记仇啊，能不能宽容一点，她是我妈也是你妈……不就是没给彩礼……是是是，我妈没照顾你月子也没帮忙照看女儿，那我妈说的也没错啊，她凭什么照顾你，你不是还有你妈……我？怎么又说我身上了，我不是忙吗？不挣钱你娘俩吃什么喝什么？两千块钱不是钱啊，没有我每月挣得这两千块钱，你那些……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物质，你以前……别以为你当了经理就了不起了，赶紧过来伺候我妈！”青年男人下命令般低声吼出这句话，脑袋向后仰，靠在墙壁上，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一句应对——当年你妈说谁生的谁照顾，如今我回她一句，谁的妈谁照顾！
等待手术的家属们，或坐或站，或喜悦或悲伤，或焦急或镇定，或一人，或扶持。
噩耗来得很快，几个小时后，医生就带来了抢救无效的坏消息，岳晓华与杨乐然腿同时一软，几乎要摔倒在地，亏得安奕鸣就在附近，拉了两人一把，顺势把杨乐然搂在了怀里。
医生朝安奕鸣使了个眼色，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想和您谈谈！”
虽然安奕鸣心里满是疑惑，但还是跟着医生身侧的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走廊的另一头，不过他细心地把杨乐然母女俩安置到一旁的椅子上，并叮咛着有事等他来处置。
这位有一张天生笑脸的女工作人员朝安奕鸣伸出手，“您好，我叫陈璐，是一名器官捐赠协调员。”
见安奕鸣脸色微微有些变，陈璐迅速地说完自己要说的话，“我知道您现在很难过，但您愿不愿意在他去世后能把器官捐献出来？让生命继续延续下去。”
安奕鸣心口有些梗堵，虽说他与杨正清没有血缘关系，但他毕竟是杨乐然的父亲，是他的“准丈人”，理智如他也脱口而出一句不理智的话，“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来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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