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我就去县里领取工作调令，走进县文教局的大院，看到了挂着“人事股”白牌的红砖房，想到红砖房里会挤满了我的同学。这些一年半没有见面的同学们，都会出现在这里吧。我想象着这些同学见面的情景，是拉手，还是拥抱，是哭，还是笑。应该都有吧。我还想：见了同学，应该怎样？见了男生要拥抱，见了女生要拉手。不行，和女生拉手也不好。干脆就笑一笑，说句问好的话。还得注意，见了同学，千万不能哭。一个大男人，哭，会让人笑话的。可是，一步迈进这个屋子，屋子一个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只是那个桌上，坐着一个男孩子。
我问：“一九七七届的师范毕业生，有来拿调令的吗？”
“差不多都取走了。”
“请问我分在哪里？”
“你叫什么名字？”
“刘宪华。”
“你现在没有在学校代课吧。”
“是。”
“那就对了。你被分在别的单位。”
“别的什么单位？”
“我查查吧，啊，是龙华铁厂。”
我的心凉了，就像吞进了一块冰，从嗓子眼，到屁股眼，都冒着凉气：“怎么会是这样，师范毕业为什么去铁厂？”
“没有为什么。领导怎么分配，你就怎么接收。”
“还有改变的希望吗？”
“领导定好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不对口的不是你一个，很多人都不对口。”
“你们定的这是什么政策？师范毕业去铁厂，傻子也知道不对，也知道这是笑话，这是儿戏。国家会出这样的政策吗？不会吧。”
“分配政策是省里定的。”
“省里那一条说师范毕业可以去铁厂？你说说。”
“省里没有说这么具体，但县里是按照着省里精神办的。省里的原则是分配，不管对不对口。现在，你说是接收还是不接收分配吧。不接收，县里就把你的分配指标取消！！”可能是我的质问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涨红了脸，大声地向我喊了起来，眼珠子瞪得老大，还把手里的笔，啪啪地往桌上摔。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会这样？我说：“对不起，我问得有点急了。”
他说：“那就别再蘑迹了，抓紧回村开证明，去公安局办理户口，再到龙华铁厂报到吧。”
户口办好了。我看着这个带有县公安局的大红印章的户口证，内心里充满了酸甜苦辣。我知道这个带有红印章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已经成为农村人做梦都向往追求的，高人一等的非农业了。
第二天，我骑着车子去龙华铁厂的路上，心里酸酸的。走到半路，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停了一下车子，面对着空旷的原野和苍茫的大地，发了一会呆：路边的柳树、榆树，还有那高大的白杨，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满地里，到处都是干枯的小草，没有一棵庄稼。寒冷的风从远处吹过来，像个野兽一样，怒吼着，嚎叫着，撕扯着我杂乱的头发。一群黑黑的乌鸦从头上飞过，发出哇哇的像哭一样的叫声。这田野里，到处都是一片荒凉，让我感到无法言状的悲哀。天空大地，每一棵植物，每一个生灵，都充满了伤感。每一块半躺在地皮上的土坷垃，每一块被干枯的草遮盖和裸露着的，黑黑的冰冷的土地，也都半闭着哀伤的眼睛，呜呜地哭泣。我这个姓刘的，师范毕业后，第一次高考失败，生活所迫去窑厂打工，当个代课教师，还生生地被人家赶出了学校。接着是第二次高考的失败。如今工作分配了，却又走上了一条这样的人生路哇。我的老天爷啊，我的亲人啊，我不知道我将来的路在哪里呀！我望着家乡的方向，满眼里饱含着泪水，在心里说：亲爱的爸爸娘啊，亲爱的哥哥和妹妹啊，我不会低头，不会退缩。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可爱的家，我也要沿着这条曲折的路，勇敢地向前走哇！
我走的是从我们村，过代庄、刘庄，再到朱河，直通王千寺，再到龙华的小路。走了七八十里的土路，就进了龙华镇。
这龙华是我们景县的大地方。这里有通向全国的铁路----龙华火车站。这火车，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可是个稀罕物。到了十七岁，我还没有见过火车。那年到第九去挖河，干了一天的活，累得臭死，我和我们村的薛秀民，在那个漆黑的夜里，竟然跑了十几里路，到离铁路近的安陵，去看火车。
这个时候，我想起那个一脸憨厚，爱笑的薛秀民来:
薛秀民是我们这个村子里，唯一陪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走到高中毕业的人。小学一到四年级，我们都是在一个教室里读书。他老实，且忠厚，很少说话，满肚子好心眼，见了一只猫，一只狗，都是那么憨厚地笑。念小学，我们一起背着书包去学校，一起听课，一起写作业，一起玩耍，弹球，打尕，摔纸啪，一起戴着红领巾，学雷锋做好事。读书时，听课时，玩耍时，做好事时，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生动的笑。与伙伴相处，不夺，不争，不抢。就算一只狗，把他手里的食物夺走，他也只会笑。遇到委屈，他也不会抗争，只会把苦果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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