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康拉德的皮鞋轻轻敲击着维也纳首相府的木地板。他刚刚从柏林回来，带着德国对他们战争计划的承诺。他皱着眉头走进贝希托尔德的办公室，面对首相的桌子坐下。
“贝希托尔德，”他坚定地说，“我们需要立即向塞尔维亚发送最后通牒。我们的士兵已经准备好了。”在他眼中，战争是唯一的出路，也是他们得以重新站在欧洲中心的机会。
首相贝希托尔德却坐在他对面，保持着那种总是让人摸不清头脑的冷静。他以指尖轻轻滑过桌面，好像在考虑什么。然后他慢慢地开口：“康拉德，我们需要等待。法国总统正在圣彼得堡，当他坐上回程的战列舰时，他将有5天的时间不能接收到任何电报。那时，我们再向塞尔维亚发送最后通牒，法国和俄国将无法对我们的行动达成统一的反应。”
康拉德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他不同意贝希托尔德的想法。在他看来，这个战争需要尽快开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在占领塞尔维亚全境之后，控制局势。他相信，一切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慢慢解决。
两人的交谈陷入僵局，康拉德和贝希托尔德都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个房间里，空气凝固了，紧张气氛像一把尖刀，切割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在这个明亮的下午，一场重要的决策正在进行。
最终，贝希托尔德同意了康拉德的建议，他们决定在那天下午六点向贝尔格莱德发送最后通牒。
然而，在决定的那一刻，贝希托尔德再度陷入了犹豫。他抬头看着康拉德，疑惑地问道：“如果塞尔维亚同意了最后通牒上的所有要求，那该怎么办？”康拉德微微一笑，回应说：“那我们就让他们支付我们进行军事动员的费用。”
然而，贝希托尔德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康拉德大吃一惊：“如果意大利干预，我们该怎么办？”越来越多的情报从罗马传回维也纳，表明意大利人已经知道了贝希托尔德的计划。
这个问题直接让康拉德无言以对，他回答道：“如果我们在开战初期就面临三线作战，那么我们就不该进行军事动员。也许你该去劝说意大利人保持中立。但无论如何，现在都太晚了。”
康拉德的回答充满了无奈和苦涩，他清楚地知道，无论他们如何设想，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都将是一场充满变数和未知的大赌博。
... ...
当7月21日（星期二）的傍晚染上了烟火色，奥匈帝国大使吉尔斯提着沉重的步伐，寻找着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手中握着决定命运的最后通牒。然而，吉尔斯所遇见的却是帕希奇的空椅子。原来，帕希奇已悄然离开，前往尼什，投身于选举活动的旋涡中，期待能赢得连任的机会。
如果塞尔维亚并未料到接下来的动荡，那么帕希奇的行程不过是日常公务。然而，如今塞尔维亚已在风暴的预警中，帕希奇的缺席，或许是他故意的规避。
奥地利的预测如同一幅黑暗的画卷，在吉尔斯的心中展开：一旦帕希奇瞥见那份通牒，他可能会立即辞职，选择躲避而非接受那份耻辱。贝希托尔德的指示刺痛了吉尔斯的耳膜：如果帕希奇真的想要退缩，必须面对面地拆穿他的谎言。毕竟，在新政府就职前，旧政府仍需负责。帕希奇，无法逃避。
然而，帕希奇仿佛已捕捉到了危险的信号。7月20日（星期一），他预感到危机的临近，任命鲜为人知的财政大臣帕库博士代行首相职务，消失在贝尔格莱德的视线中。星期二的清晨，吉尔斯的话语如同冰冷的风刺破了帕库的安宁，傍晚有重要事情需面谈。帕库握紧信纸，向远在他乡的帕希奇发出请求，却只换来了坚决的拒绝和权力的转交。
7月21日（星期二）的下午6时即将到来，当吉尔斯抵达塞尔维亚外交部时，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已经在欧洲形成了旋涡。诚然，只有奥地利和德国的人得以窥见那份正式的最后通牒全文，现在这份最后通牒密封在信封中，紧紧紧地抓在吉尔斯的手中。然而，塞尔维亚人，就像俄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一样，虽然未见其形，却已感其厉，知道最后通牒即将到来。
深夜，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外交部内光线昏暗，这是一个繁忙且紧张的时刻。大厅的角落里，奥匈帝国大使吉尔斯与塞尔维亚政府的代表帕库坐在对面，他们的面部表情严肃而凝重。
吉尔斯凝视着帕库，手里握着一封密封的信件，那上面用法语写着“有期限的外交照会”。尽管帕库不懂法语，但他的眼神中显然也读出了这份文件的严重性。
吉尔斯断然地说：“这是我们的最后通牒，帕库先生。我在此给你递交副本、附录，以及一封信，你需要知道，我们设定的期限是7月23日下午6时。如果那时候没有收到你们的满意答复，我将带着所有的奥匈帝国大使馆人员离开贝尔格莱德。” 虽然语言存在隔阂，但是帕库清楚地感觉到了吉尔斯话语中的严重警告，那就是一场战争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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