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霓虹在半导体领域，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发明就是闪存，从此之后几乎再没有听到过霓虹在半导体领域有过什么特别有价值的创新。
至于1992年那个蓝光LED，其实很大程度是一个意外，当时发明这个产品的日亚化学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明人中村修二更是根本不受重视的最低级的研究人员。而最终这个中村修二也放弃了霓虹国籍，去了灯塔。
宏观一点看，这次霓虹与灯塔的贸易冲突，其实是霓虹想要摆脱对灯塔的依赖，而做出的一次尝试。只不过结果是霓虹被劈头盖脸的胖揍了一顿，并彻底失去了带头大哥的信任。
几年之后，霓虹出现了一本很着名畅销书，叫《霓虹可以说不》，其实就是这种思潮的反应。这本畅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呼吁霓虹在经济、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应该敢于去对灯塔说不，更加的独立自主。
而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只不过在这本书的官方译本上，从来没有敢署上盛田昭夫的名字罢了。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带来了短期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仅霓虹本土的地产等一系列有金融属性的资产在大涨，而且霓虹的不少资本也跑到了灯塔去收购了大量标志性的资产。
80年代，霓虹的经济实力是相当强大的，这就给不少霓虹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霓虹能够摆脱对灯塔的依赖，真正的实现崛起。
只不过这种建立在金融领域上的繁荣是没有根基的，随着霓虹地产泡沫的刺破，失去的三十年就此正式到来，此后霓虹讨论的话题，再不是什么摆脱对灯塔的依赖，而是如何让霓虹的经济应付衰退，恢复增长。
霓虹经济以美日半导体协定为标志，出现了急剧的转向，这里固然有灯塔极力打压的因素，但霓虹本身经济体系的弊端，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霓虹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财团体制。
这种财团体制在霓虹前三十年的增长中，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霓虹经济下滑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
霓虹的财团体制，可以使得霓虹的资本得到非常有效的集中，在霓虹建设工业基础的时候，这种资本的集中运用是极为高效的。
尤其是在60、70年代，灯塔在有意扶持霓虹，向霓虹输出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这些引进的先进技术与霓虹高效的资本结合起来，实现了霓虹经济规模的飞跃式增长。
霓虹的科研能力很强，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霓虹的科研特点，是擅长于渐进式的创新，可以将许多的工艺细节做到极致。
这当中最经常被媒体提到的，就是霓虹的所谓“工匠精神。”然而这种夹杂着“工匠精神”的科研模式，其实是在沿着既有的技术路线，在进行不断深入。
在颠覆式创新、或开创式的创新方面，却没有任何的优势，甚至可能会成为禁锢创新的力量。
霓虹的所谓“工匠精神”，其实与霓虹的财团体制，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霓虹的大财团，几乎把控了霓虹经济的方方面面，而那些小的公司，只需要去对这些大财团进行配合，成为整个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小小螺丝钉。
当那些小的公司，没有什么真正的自主权，只能凭借“工匠精神”，成为大财团的赚钱机器时，其实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就受到了极大的束缚。
而在东芝机床事件之后，东芝成了被宰杀的鸡，其余的几乎所有的霓虹财团都成了被吓到的猴子。
这些财团掌控下的霓虹的半导体产业，已经不敢去与灯塔进行对抗了，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主动放弃半导体领域，转而在半导体更上游的设备、材料领域，去寻求生存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霓虹财团的决策是相当“聪明”的，放弃了半导体制造这一领域，避开了与灯塔的巨大冲突，而在更上游的领域，他们却保住了相当一部分的利润。
只不过，没有了完整的产业链，霓虹的这些半导体设备、材料业务，就只能依附在了灯塔的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之上，再没有了独立自主的可能。
这一次灯塔与霓虹的半导体争端，是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事件，影响极为深远和广泛，当然不会只是以霓虹半导体的自宫来进行收尾，而是一直在影响着未来几十年的全球经济格局，尤其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格局。
在灯塔的内部，这次半导体产业争端过程中，一个后世影响力巨大的组织开始粉墨登场了，那就是灯塔半导体工业协会SIA(Semi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灯塔的半导体产业在50年代就开始发端了，到了70年代就已经是规模巨大的新兴产业了，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灯塔一直都没有什么专业的半导体行业协调组织。
直到1977年，在INTEL的极力倡导之下，灯塔半导体工业协会SIA才得到成立。而INTEL的创始人诺伊斯则成为了灯塔半导体工业协会SIA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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