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尉，你不会是早就想对大理寺改制了吧？”刑部尚书司马考带着强烈的怀疑态度提出了问题。
在赵嘉仁开始尝试提出公检法制度的时候，司马考只是觉得赵太尉大概是想安插自己的人。不过司马考也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大宋的每一个编制内的官员乃是小吏，都有五十到一百五十倍的编制外的附庸。赵太尉所做的一切是用国家的制度内人员取代这些编制外的附庸。
不过眼下最关键的审判宋奸行动，赵太尉提出了一套新制度。这套制度分为民法与刑法两部分，而且诉讼又分公诉与民诉。
检察院就是提请诉讼的单位，譬如此次针对宋奸的审判，若是按照大宋之前的制度，就是交到大理寺，由判官们开始审判，问案，最后定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大理寺本身以及高高在上的赵太尉有绝对的权限。包括兰台也是如此。这些人几乎是一言可以令人生，一言可以令人死。这也是为何这帮‘宋奸’的亲属无论如何都要找人说项的原因。
如果按照赵太尉提出的这套制度，那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检察院派出检察官针对罪犯的罪行提出诉讼，而犯人则由律师根据法律为犯人们提供司法服务。最后检察院与犯人在法院就他们的罪行进行公开抗辩。最后由法官进行审判。
“太尉，若是这么搞的话，我等审判宋奸只怕得下半年啦！”司马考不爽的说道。
虽然他的主要情绪是不爽，然而司马考其实感觉自己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释然。如果整个制度真的能变成这样，刑部的压力就能大大降低，至少司马考可以让这帮官员去找个好的律师。
赵嘉仁则是说道：“现在能用的人太少，制科虽然每年都能考上不少人，但是真的与国家需要的人力相比，这些可都不算什么。”
司马考点点头，他倒是忍不住安慰起赵嘉仁，“太尉，那些附庸数量极大。我最初做判官之时，真心觉得大宋几乎没了出路。便是有些官员又如何，其实地方上所有的事情都操之于这帮附庸之手。他们可真的是黑了心。现在终于有了解决这些的办法，我觉得极为欣慰！大宋有救啦！”
赵嘉仁听了之后只是干笑几声。真心说，他童年与少年时代看历史书的时候，一直有种讶异。为何那些‘道德高洁，为国为民’的文官们竟然没办法解决国家的危难。反倒是那些贪官们能够横行无忌。
等赵嘉仁到了大宋之后，他才明白大宋的主人绝不是官家，甚至也不是那帮官员。大宋的主人某种意义上是那帮附庸。贪官们心狠手辣，思维比较唯物主义，能够承认现实面对现实。能够拿捏住下面的附庸，还能有点制度的分肥给附庸，于是就能办成不少事。
那帮所谓的清官，一个个都是些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应该按照他们所想象的模样去运行。于是他们自然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
然而赵太尉又忍不住考虑，到底要不少设置陪审员制度。大陆法系是成文法，就不用陪审员制度。只有海洋法系是判例法，才要用陪审员制度来谋求一个‘社会共识’。
在美国待了很久，赵嘉仁发现美国的陪审员制度有看着很合理的地方，也有非常不合理的地方。不过后来赵嘉仁和一个美国地方议员家庭出身的法学专家聊了一次，才听到了真知灼见。
“……太尉，你在想什么？”司马考看着赵嘉仁一副神游物外的表情，忍不住大声说道。
“我在想陪审团制度。”赵嘉仁说道。说完之后他还觉得不过瘾，索性对司马考说道，“此事我有想法，明天我们开会！”
第二天是三月十一，是赵太尉去上朝的日子。与之前差不多，杨太后这天宣布她不来上朝。于是朝会就自动结束，于是六部尚书与赵嘉仁的重要干部，还有学社总社成员就被赵嘉仁给叫去了距离皇城没多远的家里。
在巨大的会议室里面，赵嘉仁就给这帮人上了一课。关于海洋法系中陪审团的一课。
海洋法系原本与穷鬼无关。什么法院，选举，都是针对有钱人的。最初的时候英国拥有被选举权的都是地方上的贵族豪强，拥有选举权的也都有一定量的财产，并且有足够量的纳税年限与纳税量。所以‘俺们是纳税人’可是有钱人才能说的话。
21世纪的时候，美国议员家庭出身的法学家认为赵嘉仁也算是‘同路人’，就讲述了真知灼见。这种话是不会对那帮穷人直言的。
海洋法系建立的时候基于这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有钱人出身，他们有基本相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大家只有各个领域的不同，基本的理念其实是相同的。大概能称呼他们为‘资本专制制度的主人翁’。这帮主人翁们当陪审团，他们对于案件很上心，当然能够得出比较靠谱的结论。等到穷人拥有了选举权，而海洋法系还是食古不化，于是制度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原本看着理论完善，执行给力的制度就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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