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转眼进入天圣元年最后一个月，长江以北山川冰雪如画。
即便已经到了腊月严寒时节，扬州、常州渡口的施工依然没有停下，大量的木材被运输过去。
一座座房屋拔地而起，一艘艘船在江边下水。
每一艘下长江的时候，都会传来欢呼声。
那些投入大量钱财的人，他们也冒着大雪抵达工厂，将工钱摆放在那里，让工人排队来领钱。
有人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在过去的时代，造渡口、造船，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工钱的。
那是在为官方服徭役。
现在不同了，《大唐商社管理条例》横空出世，一切为商社干活的人，必须签订劳务契约，规定必须有俸禄。
这个规定，刚开始很多人并不适应，也并未当真。
直到洛阳造船案的主事人头落地，涉事的十名官员人头被挂在洛阳城头示众，朝廷威慑警告传遍大唐诸州。
天下人这才知道，圣人对这件事的重视态度。
用《洛京日报》点评的话来说：在大唐律法下，商业让商人赚钱，也让工人赚钱。
也是在天圣元年十二月初，正在大力建设的河北防线，发表了一本着作《新分工下的商业》，作者正是前不久被提拔任命的白季庚。
这本书一共只有二十张纸，但却用简明扼要的话语阐述了扬州、清河许多工厂里的实际情况。
看得出来白季庚是去做过实际调查的，他在书里一共列举了十个工厂的不同的情况。
着重强调在分工上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分工越精细，相同时间生产的产品更多。
这本书是一本纯经济类型的书籍，在大唐推行新政的头一年，并未引起权贵们的关注，但直到李倓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立刻下令复印。
长安大学、洛京大学、扬州大学作为必读书籍。
着书是枯燥的，并不像战场那样，调动千军万马，击溃强敌，拯救苍生。
但着书却是潜移默化的。
有人说白季庚是受到圣人那本《大唐商业新论》的影响，是对工厂这个个体生产端的一种详细描述。
新政官员领袖元载，直言不讳地点评：这是新时代的学术成就，是在圣人的英明指导下，能够完善大唐工厂的一本奇书。
皇帝和宰相都对此发表了高度肯定的言论，一些官员闻风而动，开始大量购买这本书研读，并且公开赞扬白季庚的学术。
自此，新政风气开始形成，大唐诞生了新政派。
你可以说，新政派有真正锐意革新的，也可以说有一大堆投机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天圣元年奠定了往后执政的格局。
从军事格局上来看，天圣元年，叛军被压缩回了幽州一带，河北防线雏形已经形成。
妫州贸易点、都里贸易点也都陆续扎下去。
陇右防线的兵力经过一年的补充，已经初步构建完纵深，又有王忠嗣亲自坐镇。
西域无事。
唯有西南兵败，出现了危机。
从政治格局来说，旧势力最典型的利益争夺是清河案和洛阳造船案。
对这两个案子的处理手段非常冷酷，也进一步引发了大唐内部的冲突，和旧势力的不安。
至于剑南道赋税案，既是旧势力趁着叛乱做大，也是剑南道特殊的局势引发的。
鲜于仲通两次兵败，在河北、陇右双线树敌的大背景下，剑南道豪族有了叫嚣的底气。
剑南道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好，各道其他豪族，会认为朝廷忌惮外敌，而向内部妥协，必然纷纷效仿。
再说新政派格局，新政派锐意革新，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以李泌为代表的一批新政官员希望用黄老之道来治国，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
以第五琦为代表的一批新政官员希望以法家治国，利出一孔，富国强兵。
例如第五琦在年底，皇帝和宰相大肆褒奖白季庚的时候，他也把这本书引入到洛阳造船厂。
并且开始在洛京大学大肆宣传禁榷之利，他提出：国与民，国在先，民在后，先有国再有民，民为国，国恒强，民在国先，则国弱也。
言外之意就是：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这种改革理念，也得到了一大批官员和新学学生的拥戴。
而旧派们则认为，礼义乃国之根本，商为祸乱之道，无信无义，若以此治国，天下大乱。
至于土地政策，租庸调是万古良策，只需再统计天下各州户籍即可。
这就是天圣元年的基本局面。
天圣元年十二月初三，成都，张家宅院。
在前堂的会客厅，已经坐满了人。
坐在正中间的是张家家主张怀源，他双目微闭，面色平静，似乎正在休息。
“张公，您今日请我们来，所谓何事呢？”
问话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一身靛色丝绸，一脸贵气，面对张怀源这种豪族家族，也丝毫不忌惮，听起来双方地位相当。
“还是之前那件事。”张怀源没有说话，他的儿子张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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