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商税，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老爷子秉承的，是不干涉民间经济的政策。从建国开始，从没有过系统的，完整的征收方案。
天朝的事，一旦变成了常例，就再难挽回。
张善有了朱允熥的引导，思绪变得顺畅了许多，开口说道，“臣在杭州，看到了许多弊端。商贾靠着商业豪富，但是却对国家毫无益处。”
“仅杭州一地，织造机近万张，其他大小织造坊不计其数。开设织造坊，只需官府一纸文书即可。前朝大宋年间，民间织造局需向朝廷缴纳钱财，方可开设。而后每年，按规模大小，缴纳赋税！”
“商铺之税，也是如此。江南商铺何止万间，日进斗金，却分文赋税没有。”
“路上运送的货物，只须一张通关文书。官府不会细查，商人报假，使得赋税白白流失！”
“臣粗略算算，已是惊天之数，数倍于田亩。”
“国朝对外用兵，依仗的不过是一年千万的两淮盐税。若是有商税，何必年年拮据？有了商税，朝廷富足，可养万民。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易如反掌。”
“取之于商，用之于民，合乎天理！”
“征商税，其实对商人也有好处。大明有律法，商人凭借税票进出城池，买卖货物，也不必再和官员串通一气。臣不敢保杜绝官商勾结，但起码有了商税，官员少了随便伸手的理由。”
“而且商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臣斗胆狂言，不收商税本是陛下的德政。但长此以往，国家蒙受损失。再者，织造之业，由来已久。朝廷不能因为怕百姓受盘剥而禁之，否则于国于民更加不利。”
“两害相权，取其轻。唯有收取商税，朝廷亦得利，才能更好的抚育百姓！”
张善一口气说了许多，老爷子陷入沉思。
经济是个辩证题，不是选择题。就算是选择题，也是一道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
资本都是带血的，发展生产力也从没有一蹴而就，顺风顺水的。
良久之后，老爷子淡淡的说道，“你先出去！”
“嗯？”张善似乎没听懂，疑惑一下，不过赶紧行礼，缓缓退下。
殿中，只剩下祖孙二人。
“又是你的主意？”老爷子靠在龙椅上，两手交叉放在小腹上，笑问。
朱允熥站起身，笑着行礼，“不瞒皇爷爷，是孙儿的主意，不过也不尽然都是孙儿的主意。”
说着，又笑道，“就像张善说的，朝廷不能坐视商税这么一个大进项而不顾。天下田亩是有数的，再怎么开垦也是那么多。土地兼并，咱们也控制不了。若再有个天灾，光靠农税，这么大一份家业，难以维持！”
“商税取之不尽，除了内陆的商税之外，还可以在海关收税。孙儿看了户部的存档，前朝南宋末年朝不保夕之时，每年海关的税收都高达两百多万两。”
“大宋时的银子，可比咱们大明值钱呀！一年几百万，十年就是几千万。若皇爷爷从即位时开始收取，当真就是数以亿计了。”
“江南之税若不收，国家财政收入就会陷入死循环！商人们富得流油，和官员串通一气。而国家越来越贫，长此以往怕是要祸事。”
“税收是富国强兵的百年大计，咱爷俩现在不收，以后成了常例，怕是有人拿什么祖宗家法说事。一旦国家有波折，商税上收不到，只能还再百姓身上收。”
“孙儿说句大不敬的话，真到那步，百姓是要拼命的呀！”
不是朱允熥故意骇人听闻，而是原本时空的历史走向就是如此。一些人总说什么明朝末年是因为小冰河的天灾，才导致国家灭亡。
其实大明之亡就是没钱，国家在江南繁华之地收不上来税，每年巨大的军费开支，要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哪有钱，被国家盘剥数十年，早就是油尽灯枯了。即便如此，强收来的钱连辽镇的军饷都不够。
兵无战力，民无余粮，内忧外困只有死路。
老爷子把手枕在脑后，换了个姿势，叹息一声，“你能看到这些，咱很欣慰。收税这事，以前你爹也提过，他和胡惟庸撺掇着收取商税。可是朝中，刘伯温等江南官员，拼死反对，这事也就慢慢搁置了！”
“咱不是不知道收税的好处，可有些事不是咱想，就能办到的，轻税只是当初的权宜之计。”说着，老爷子一声叹息，“钱字，归根到底是政治。打天下靠狠，坐天下要怀柔，难呐！”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大明两大派系，一为淮人，一为浙东官僚集团。当初为了权力，双方争斗得不可开交。浙人深知，钱权之益。淮人则视浙人为心腹大患，处处打压。
“现在实行，不会再有阻力！”朱允熥开口说道，“爷爷，他们都死的差不多了。六部实权官员，算得上淮西派的后进。浙东士子，都是无权的清贵，最多是动嘴皮子，搬弄是非。”
“地方上呢？”老爷子笑问，“如今可不是早先兵荒马乱的时候，拿着刀子想抢谁就抢谁？想抢多少就抢多少？现在咱是大明，即便是皇帝，也没有随意和人要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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