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敬仁一九四三年出生，那时候他们家也算是颇有家资，祖上还出过举人进士，到了他父亲薛祖平这一辈，长大成人的只有兄弟三个。
大伯薛祖奎早年上过军校，后来在北洋政府当过中层官吏，北伐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官员；二伯薛祖宁从小上的西式学堂，秘密加入了地下组织，抗日时期混入伪政府任职，有了兄弟两个存在，薛家在当地始终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伯二伯两家因为立场问题闹得反目成仇，公开决裂。
三年解放战争过后，薛祖奎举家南迁香港，薛祖宁成为了烈士，连个后代都没有留下。
薛燕的爷爷恪守祖训，始终坚持耕读传家，不参军也不参与政治，企图做个乡绅自保，战乱年代那当然是一种妄想，几辈人积累的家业一点点被掏空。
没有两位兄长的庇护，薛祖平也不可能保持超然的地位坚持到解放，薛敬仁小时候过得是衣食无忧的大少爷生活，到了解放后就戛然而止了。
不但吃穿用度越来越朴素，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社会地位也一下子变得连佃农也不如了，从刚开始的低人一等，到后来的地主家狗崽子，住的地方也从宽敞的几进院子大宅被赶到狭小漏风的土坯房。
薛祖平的书没有白读，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并没有打垮他，像某些人家那样举家自杀，而是坦然面对现实，带着全家一起下地劳动，认真学习改造，旧社会兵荒马乱，那么多佃户土里刨食都能活下来，没道理新社会太平年月还不给人活路。
贫穷富贵与好人坏人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与王李铺镇王家李家那几户地主相比，薛家算是读书人家，尽管几辈人都是当地大户，在地主中算是风评比较好的，薛祖平过往一直奉行与人为善的原则，乡亲中很多人不愿意为难他们家，也因此挺过了一次次的清算。
公社化以后，为了给弟弟妹妹们多挣点口粮，身为长子的薛敬仁从初中辍学，主动回家务农，每天积极的参加生产队劳动，那时候他刚满十五岁，薛燕的老姑才刚五岁。
他们一家人在薛祖平夫妻的带领下始终团结一心，熬过了随后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坚持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土地开始包产到户，不再实行生产队集体劳动，计算工分年底分粮食成为历史，而是各家各户自己种地自己收，交完公粮都归自己，各种粮票也逐渐废除，人民公社名存实亡，政策上也开始宣传勤劳致富，鼓励先富带动后富，他们一家身上背负的无形枷锁突然之间消失不见了。
政策放开了，人们手里有了闲钱，开始纷纷翻建新房，结婚娶媳妇的家具也开始讲究起来，薛敬仁利用自学成才的木匠手艺开始了搞起了副业，他小时候见过的家具样式不少，现在打造出的家具美观实用，受到格外的欢迎。
名声一旦打响，十里八乡甚至更远地方的人都慕名找上门来，自己忙不过来就拉上父亲和两个弟弟，人再不够就雇周围的乡亲，物资紧缺的时代买家主动找上门来，家具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做出来多少就能卖出去多少。
十几里外的刘家铺，同一个时代的曾广海还在土里刨食的时候，薛敬仁已经开始发家致富了。
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利用积累的资金购买机器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从一个木工作坊变成一个家具工厂。
雇佣的乡亲从三五个变成三五十个，再到三五百个，家具工厂也从过去简单的几个产品的小作坊，变成多个产品系列，从农村乡镇卖进城里的大商场，雇佣的工人也从本镇的乡亲到越来越多更远处慕名前来的打工人。
每个月给别人发放的工资总数从一开始的几十元，几百元到几千块，几万块，几十万，薛敬仁少年时代从大户人家的少爷沦落成地主家的狗崽子，中年后，又变成现在名副其实的资本家。
他的一生也算得上是跌宕起伏了，人民公社时代每天一起劳动的那些乡亲们，大多数还在为地里的收成发愁的时候，他已经能同时给几百人发工资了，成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典型，甚至被省级媒体当作榜样宣传报道。
那些给他工作的乡亲，比只靠土里刨食的乡亲多了一笔固定收入，攒了钱早早的盖起新房子，生活水平比过去提升一大截。
至于薛敬仁自己，那挣得就更多了，哪怕将盈利的一半发给工人，剩下的钱一半用于购买机器扩充生产能力，他只拿四分之一，日积月累下来，仍然是一笔惊人的数目。
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为了金钱利益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事情屡见不鲜，得益于薛老爷子几十年言传身教，薛家兄弟三个始终和睦相处，在当地传为佳话。
薛家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互相之间有足够信任，他们各自的子女渐渐长大，以后还会不会这样可就不好说了。
于是，九十年代初，古稀之年的薛祖平主持了一次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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