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权此芳的反问，一开始只是被先声夺人绕了进去的周某，也回过味儿来，重新生出几分不服。
对啊！刚才怎么会被那个嘴上没毛的小子吓住？对方描绘的一切，那都是建立在“未来世界不看文凭不看职称不看犯罪记录”这个大前提上的。
可是，冯见雄还没证明这样的未来世界如何实现、怎么可能实现，完全还是个空中楼阁。
一想到自己被对方的粗俗话术圈了，周某内心就是一阵惭愧，重新作恶的念头也再次萌发了出来。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权此芳和孟哥都是做记者的，眼光自然贼毒。一看周某表情数变，就知道刚才这个提醒重新激起了对方心中的恶念。
只能看冯见雄能不能给出一个铁一样的解释了。
“哼，居然还敢不信。”冯见雄从鼻孔里哂笑了一番，很是不屑。
他喝了口水，蓄力聚气，准备开终极嘴炮大招。
“用人单位招人的时候，他需要的真是那张文凭么？不是，谁都知道用人单位需要的是这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实践才能。从这些年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而用人单位灵活用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人类为什么还需要文凭？那只是因为目前的人类科技还没法用简洁明快的其他手段证明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加上其他证明手段的防伪难度不如文凭制，所以我们还需要这个制度来维系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从法理学上来讲，这是‘为了秩序和效率的法益，而权衡牺牲了一部分自由、公平’。
用文凭或许不能把真正最适合、最有才华的人鉴别出来，却能让社会信服，给个八九不离十的结果。再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我们人类也只能如此。
所以，归根到底这只是几个技术瓶颈的问题——第一，是数据搜集的难度，第二，是数据的详细程度、丰富程度。第三，是数据的公信力，也就是防止造假的难度。但是，未来科技的发展，显然会解决这一切。”
“靠什么？”权此芳忙不迭地问。
“大数据！”冯见雄斩钉截铁地说，
权此芳一愣：“大数据？”
在06年底，这个概念还是非常新颖的，只存在于国内几大互联网巨头案头的战略报告上，普通民众听不懂也很正常。
冯见雄一脸“以你们的智商，我很难跟你们解释”的表情，嫌弃地往下解释：
“你们不懂技术发展，我也不怪你们。我这么举一个例子好了：大家都看过美剧吧？都知道米国人刻画的那些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甚至更早时代的米国中产阶级形象——他们都很注重‘信用’，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敢信用卡违约，留下信用不良记录。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对人类行为数据的采集非常匮乏，一个人做了一次坏事不一定能被发现，所以金融机构体系只能用相对‘重刑主义’的态度来面对人们的违约——反正你偷偷套现、循环透支咱不一定能发现，那就只要发现一次就彻底打死，留下终生污点。
就跟古代社会，之所以对***动辄浸猪笼，就是建立在‘因为犯罪被抓获的概率比较低，**、偷情十次也不一定能抓到一次，所以只要抓到一次，就认定***已经无可挽救，肯定是出轨无数次’这样的‘罪重推定’上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代的贞节牌坊才如此有‘含金量’——比今天的北大文凭还有含金量。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隐私或许被侵犯的程度会变大：比如网上的一切搜索、购买都会留下数据记录。摄像头像天眼一样遍布城市，把每个公民每天的行踪轨迹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可与此同时，这种隐私被侵犯也会产生一个好处：那就是坏人留下作恶痕迹的机会会大大增加。一个人究竟有多坏，我们不一定要靠偶尔抓住一次就一棍子打死永不翻身来解决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在做坏事，每个人都在留下污点，再也不用和原先那样有污点就彻底打死，那样世界上就没人了。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文凭领域：在文凭时代，一个人或许平时成绩不怎么样，但就是期末表现好，或者高考发挥好，就代表了其过去三年都学得好。但这只是为了秩序法益而牺牲了真正的选材，并不是完全准确。同理，那些做事儿不一定好，只是比较能当证霸的职称型人才，也是这种情况。
如果有一天，大数据和隐私监控能够详细到监视到一个学生每天做作业有没有抄袭、是不是自己完成的、每一次小考表现如何。并且分布式记录在云端，接受一套全社会公信的第三方数据加密服务商的监控，确保任何老师、校长和利益相关方绝无权力篡改数据，那么说不定这个世界就不需要文凭和执业资格考试、职称了。用一个全局的、详尽的、机器判断的综合数据履历，不比相信几张纸更有公信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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