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国都依旧定在寿春。此时寿春已经非彼寿春了。张绣不仅妥善保留下了袁术时大肆兴建的天地两坛和寿春宫为己所用，还在寿春宫外兴修了宫城和王城，若是再按规划扩建外城并且临淮河修建水港，迁入淮北十余万民众，则绝对可成为当世第一大城。
毕竟当世两座名城此时早已面目全非。雒阳一场大火早已焚烧殆尽只剩瓦砾，长安年久失修凋敝萧条，而其他诸侯国的都城大大小小还都不如寿春。比如曹魏都城许昌，原本只是个县城，草草建了个能住的宫室便自称许都。也是因为许昌只是个大县城的缘故，城池不牢，曹操才决意阻袁绍于黄河以北。
至于晋国国都邺城、蜀国国都成都、鲁国国都彭城、韩国国都襄阳，有大有小，但都是现在连个宫室都没修建起来的，比起早起几步的寿春差远了。
负责寿春宫城和王城工程的，乃是袁涣举荐的沛国人刘馥。这人在演义中没多大名气，但在历史上可是一位相当有能力和声望的人才。在治理地方上与张既、梁习、温恢、贾逵等能吏齐名，尤其是在土木水利工程方面，有极其突出的造诣。
历史上张辽李典乐进等其他魏将之所以能凭借少数兵马长期据守淮南抵御吴国的进攻，很大一部分功劳都是刘馥的。著名的合肥之战，孙权十万人马却奈何不了合肥城，要知道东汉时期合肥不过区区一县城，而到了三国时期之所以城池坚固异常难攻，乃是因为此城为刘馥所重建的缘故。
最早张绣其实是不知刘馥这号人物的。最早在蕲阳三战击败袁术主力之后，在淮南避难的刘馥便是劝说袁术部将戚寄和秦翊投降于张绣。这两人也不是袁术的嫡系，乃是刘馥的半个同乡两淮籍人，于是没有选择继续跟随袁术往庐江，而是率部投降。由此刘馥才算进入了张绣的视野。（历史上刘馥在同年劝此二人归降曹操）
接下来一段时期因为与曹军不断的战事，刘馥也没得到什么被任用的机会。直到张绣光复淮南，百废待兴之际刘馥这才被袁涣举荐给张绣。先是任做寿春县令，负责兴修寿春宫的宫墙和王城，待张绣亲眼见到了他的本事，这才正式重用提拔起来，不仅主持楚国的城建，还参与水利工程。
如今楚国初立正值用人之际，张绣便是升任刘馥为九江郡太守，兼司空府程剑死全面主持扩建寿春，并修建扬州治所合肥新城。
再谈军政分离和地方与中央分权。楚国基本沿袭了汉朝的官制和行政区划，从中央到地方分五级——中央、州、郡、县、乡。
不同于秦汉以来因为宗族势力的发展而导致乡级政权形同虚设，国家政令一般只能传达到县一级而对于基层控制薄弱，楚国强化乡级政权的职责。
楚国强化乡级政权的举措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实职化亭长、里长、有秩、啬（se）夫、游徼等乡官，并给予较低的品秩和薪俸，将其正式编入楚国官制。使得担任这些乡官的人实权化和职业化，强化国家政权对于基层的影响力控制力。
另一方面，裁撤乡三老，废除乡老制度。关于乡里村间的纠纷问题一律由承担各项职责的乡官负责，那些个德高望重的乡老们不得参与乡间事务处理与决定！
相比于前一条，废除乡老制度才是重头戏。因为宗族和家族姓氏观念的发展，先秦时代就有的乡老制度成为了决定乡社事务的决定性力量，德高望重的乡老们既是各自宗族的领头人又是乡社里的话事人，而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亭长里长等制度则愈发形同虚设。因为亭长和里长游徼这些也都是乡里推选出来的，到头来还是乡老们的一句话。
所以废除乡老制度绝不止是撤销乡老们的决议权这么简单的。必须全面禁止其对于乡社事务的干涉。由此张绣才决定实职化乡官制度。像负责收缴赋税处理诉讼维持治安的有秩、啬夫和游徼三职，皆由郡级培养相关人才委以任命。里长、亭长则仍由村社之民推选，不过必须经县衙确认任命才作数。
这些举措的代价是相当大的，首先每年的薪俸支出就至少要翻一番，官僚数量规模的扩大也会带来更多其他的问题，还有相关人才的培养费用、乡级政权的规划建立等等，可都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非得以相当长的时日才能完成。所以这项改革措施先是在淮南一地试点推行，江东预备施行。
但若是这项改革见效，则必然最大程度限制宗族势力的发展，而使得村社结构向前秦之前那种简单明了的结构转变。这倒不是历史倒退，实际上在汉末以来因为没有刻意限制宗族的发展，而使得乡村基层的宗族观念日益根深蒂固，等到隋唐以后的统治者发现这对于他们的统治来说是一种恶性死环，却也同时发现这种宗族关系已然不可动摇。
限制宗族势力当然不仅仅这些措施，还必须着手淡化宗族观念和姓氏观念。只有将这些发展过了头乃至畸形化的封建荼毒清化为良性，社会才能持久有续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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