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和某个单位的领导或职员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总会在某个切合的机会询问对方，“您认识一个叫郑启航的人吗？”
或者，“您单位有没有一个叫郑启航的？”
又比如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聊上了，很自然的把话题把这方面转，“您在哪个单位上班？”
“在供销社。”
“哦，那您认不认识一个叫郑启航的？”
“是你什么人？”
“不是什么人？只是问问。”
“郑启航我不认识，不过我认识一个叫吴启航的。”
“您确定叫吴启航吗？”
“确定啊，我熟悉的很，不到五十岁，头发全白了。”
齐正哲没有忘记他的承诺，他总是挤时间陪我一起去打探。
可是，失望，失望，还是失望。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工商部门，甚或一些小卖场，都不曾有一个名叫郑启航的人。
啊，啊，我没有搞错。哥你不要以为我搞错了。我知道哥在华安。哥在华安，我在阳江又怎能找到？ 可是我不怕哥笑话，我宿命地认为哥就在阳江。哥会像我一样来阳江。
如果我们彼此牵念，如果我们时隔十三年都还彼此牵念，我们就都会来阳江。
不管哥跟我一样读小中专还是上大学，毕业之后都会选择来阳江。这一点，我总是宿命地认为。而且，坚定地认为，笃信如此。
我常常想，如果哥在华安，如果我只能在华安和哥不期而遇，那么我的等待，多年的等待就只能是徒劳。我和哥之间依然有一条鸿沟无法跨越——他依然是城里人，而我是一个乡下妹子，虽然我工作在小县城。
不过，有一条探寻之路我没有走——我没有去找朱金山。我早就想过，哥如果去过东门，他如果见到东门淹没在茫茫一片的水域中，他一定会找到朱金山，他会随时和朱金山联系。
倘若真是这样，只要我找到朱金山，就有了哥的消息。可我不能去找朱金山。冥冥之中我觉得这是父亲所不希望的。“你——其实——不……”，父亲未竟的话语是不是说，你其实不会去阳江，言下之意，你其实不会去东门。
他连我在阳江县工作都有顾虑，又怎么可能允许我去东门呢？我因为我的决定让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怎么还忍心违背他的意愿？
我一厢情愿的认定：父亲还有这层顾虑，即便他死了，老村长知道他葬在齐家屯也还不会放过他，那样会搅得他在另一个世界都不得安宁。一字不识的人是更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的。
父亲或许还有另一层顾虑。老村长会对我——他唯一的孩子——进行报复。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十几年来，老村长一家人都在寻找害死他儿子的仇人，不想儿子的仇人已经死去，他们难免会把这份仇恨转移到仇人的子女身上。
若是考虑这个因素，我又怎能去东门？怎能去找朱金山？
齐正哲也支持我的做法。
“说不定郑启航也没能找到朱金山。一个村子都淹没了，村子里的人分散到各地，谁知道朱金山一家到了哪里呢？”齐正哲这么安慰我。
可是我多么希望去一趟东门啊。那儿才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儿有我最浪漫的童年，那儿有我最幸福的时光，那儿有我成长的痕迹，那儿有我最最思念的人。
可你却不能去！
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当然，基于前面的情愫，我宁愿希望在阳江与哥不期而遇，或许，那更能证明什么叫情缘。哪怕海角天涯，哪怕时隔千年，像一首歌所唱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若是千年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
一次又一次失望，可我并没有绝望。
我有很多安慰自己的理由。我最充足的理由依赖于时间的推算。
我最坏的打算是哥读大学，而且是读四年的二本或一本类的大学。那么，哥分配来阳江工作的那年应该恰好是我“两年之约”最后的期限。
哥离开东门那年十三岁，读四年级，四年大学下来便是二十五岁。
若是这样，我又急什么急呢？总不至于哥在某个大学读书，我还能在阳江县找到他。
设若哥读的是三年的专科，那么，要想找到哥，也得在一年之后。
你看，我能对时间做这样的推算，我又怎会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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