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失业”，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天下午，我正看着笔记里关于西南地区巫蛊之术的记载，突然电话响了，刚一接通，里面传来老王爆炸般的吼声：“吴诚，你小子是不是忘了把钱给法院，今天法院又打电话来催我，说这周之内再不想办法交执行款，就把我列为失信人员名单，这名单和身份证照片还要在广场大屏幕上滚动播放，到时候我这老脸往哪儿搁？”
我才想起他又把钱给了我，让我转交给依依，一回来我竟把这事儿给忘了，那钱现在还在我挎包里搁着呢。
我噗呲一下笑出声来，“这是好事儿啊，公家免费给你做宣传、推广，你那算命的生意只能是越来越好。”
老王气急败坏地道：“你就作吧，我要是断了营生你就能好了？你是我徒弟，你得养我，不然就是欺师灭祖，祖师爷饶不了你。你小子到底怎么搞的？”
我止住了笑安慰他说：“我这几天尽顾着练气，把这事儿给忘了。你放心，我马上给依依打电话，说这钱我立马给她送过去，让她把强制执行撤回来不就行了。没事儿，啊，你放心摆摊儿，干你的事业去吧。”
老王听我这样说，似乎放了心，又交代了几句叫我用心练，有不懂的就去找他，然后就挂了电话。
接着我就给依依打了电话，说王秀芬那老小子没脸见她，把钱给了我请我转交，还千叮铃万嘱咐请她把强制执行撤了，不然那老小子的大头照就要上广场的大屏幕，要出名了。
依依在电话那头也笑个不停，说过两天她请个假，去法院办手续撤回申请，然后完事儿了无论如何也要请我吃个饭。
我推也没推就答应了，不知道怎么的，我脑袋里突然就浮现出电话那头依依笑着说话的样子。这是什么情况？
安排完依依的事情，刚准备下楼吃饭，电话又响了。拿起一看，是陌生的号码，接通后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请问是吴律师吗？”
我说，“是的，请问您是哪位？有什么事？”一般这种情况估计是有生意上门，我的语气不紧不慢，平静、客气。
“哦，吴律师你好，我姓王，在一个朋友那里得到您的电话，有点事儿要麻烦您。”女人的声音礼貌而温和，让人心里首先就有了好感。
于是我耐心地问道：“您客气，说说你的事儿吧，看我能不能帮到您。”
女人在电话里说出了她的事情。
她有个弟弟，叫王海东，是个农民工，平时主要在市里和周边地区接一些电力设施、设备安装的散活。一年多前，她弟弟在给S单位换装变压器的时候被高压电击伤，还好抢救了过来。现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左臂失去了行动能力，右腿自膝盖上方被截肢，已经是终身残疾，治疗出院后就一直在家休养。
关于赔偿的问题，他们已经打过一次官司，法院判决王海东自己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剩余百分之五十由包工头承担，而作为业主方的S单位不承担责任。女人现在是对一审判决不服，想要提起上诉。
我大概了解了情况之后问道：“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判决书？”这是律师的一个职业反应，遇到二审上诉案件首先要固定的是一个上诉期的问题，一旦上诉期过了，就丧失了上诉的权利。这时候就只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析，是否申请再审，但是再审成功的几率就很小了。
女人说：“判决书我们是三天前收到的，我认真看了，上诉期还没过。吴律师，请你一定帮帮我弟弟，我觉得这个事情海东不应该承担那么多责任，我也是希望能够多为他争取一点赔偿金，让他后半辈子也好有点保障，海东实在是太苦了。”
我又问：“你弟弟多大了？除了你没有其他家人了吗？”
电话里女人的声音因为哽咽有些沙哑，她说道：“我弟弟今年三十三岁，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还有个五岁的孩子，叫小鹏。后来因为感情不和，弟媳和他离了婚。一年前，小鹏因为车祸，也没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只剩了海东一个人，现在他又成这样……”说到这里，女人哽咽得说不下去。
听到王海东的遭遇，我心里也不由得一阵感慨，我安慰她道：“王姐，你也别太难过，这样吧，收费的问题咱先不说，你加上我的微信，先把判决书发过来我看看，我了解一下上诉的空间大不大，然后咱们再谈具体操作和收费的事情，您看行吗？”
女人听我这样说，忙不迭的连声感谢，挂了电话没多久就加了我的微信，把一审判决书拍照发了过来。
我仔细研究了判决书，了解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反驳主张，以及各自举证的情况，重点分析了一审裁判时关于过错程度认定、责任比例划分的依据。
因为要想改变或推翻一审判决，就必须要找出一审裁判的错误或者漏洞。而在这个案件中，上诉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变各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比例。所以我首先找准方向，从一审判决的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着手，而判决中对于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必然要立足于某些依据，不可能凭空乱判，因此，一审判决的依据是否合法、合理，就成了我主攻的着力点。而这个依据又包括了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官和我们律师一样，都是熟悉运用法律的人，一般情况下法律依据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重点最后就集中到了事实依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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