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林说：“刚才亚洲书记提出的两个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议题有点跑偏了，不管是事件造成的人员伤害也好，还是影响恶劣的舆情传播也罢，这种局面，归根究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毫无疑问，是因为大规模的群众上访事件造成的，那又是因为什么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集体上访呢？这个问题，才是整个事情的根源，也是引发一系列恶性事件的祸根。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追究的，应该是这个祸根，而不是其它的派生问题。”
李亚洲说：“那好，既然你这样认为，那你就说说，什么才是这次事件的祸根吧。”
李松林说：“这次骚乱的起因，是因为西城工业园区水、电、路的三通问题引发的。刘岩作为市政府主抓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私自承诺把工业园区正面的围墙全部拆掉，用于建造进行商业经营的铺面房，要与拆迁户以地换地，这才导致了拆迁户集体骚乱和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发生。”
对于刘岩的问题，李松林提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市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构，是不允许从事与商业经营有关的事务的。刘岩呢，作为一个领导，却带头在西城工业园区炒地皮，把工业园区正门的外墙地皮炒到了每平米两千六百块，他这样做，是严重违犯纪律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经济犯罪。
第二，这件事情，完全是刘岩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西城工业园区是工业园区管委会的管理范畴，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的，刘岩既没有给市委市政府汇报，也没有跟西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商量，私自就做出了拆墙建房的决定。这种擅自做主的行为，完全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目无同事，目无下属。
第三，工业园区管委会坚持原则，推翻了刘岩的擅自决定，并在第一时间向刘岩做了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刘岩应该积极的与拆迁户沟通，消除他们的负面情绪。我不知道刘岩究竟是没有跟拆迁户沟通，还是在沟通方式上出现了问题，不管是哪个原因，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拆迁户集体骚乱事件的爆发。
最后，李松林再次强调：“所以，我的看法，是要首先查找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在细节末梢上揪住不放。”
李松林的说法，立即遭到了常委们的强烈反对，曹水江直接站出来提出了不同意见。
曹水江主要围绕着政府部门是否应该从事商业经营与李松林展开了争论。
曹水江认为，李松林市长的说法，完全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刘岩的行为，应该归纳在指导商业经营的层面。作为一级政府，作为主持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因势利导地指导大家进行商业经营，并且有效地利用资源优势，这种行为，是一个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在这里面，从事商业经营的主体是那些生意人，而不是刘岩自己。
如果照李松林市长的逻辑，市政府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土地并收取一定的费用，是不是也要归结为从事商业经营？
至于土地价格飙升到每平米两千六百块，则完全是西城工业园区潜在商业价值的体现，并不是刘岩同志的恶意炒作。这种价值的体现，更加证明了刘岩同志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更加证明了他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
关于擅自做主的部分，曹水江没有提及，现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不清楚，他不便于发表意见。
李松林和曹水江各执一词，就在他们两个人吵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刘岩进来了。
还没等刘岩坐稳，李亚洲就让他向常委们通报一下关于三通问题和集体上访事件的详细情况。
刘岩首先向常委们汇报了三通的问题。
西城工业园区已经投入建设一年多了，其中在里面入驻的新企业，有三百一十三家已经完成了基础建设工程。如果水电路能够及时疏通，这三百一十三家企业都可以投产了，有一半企业甚至在半年前就可以投产。因为水电路不能及时疏通，造成了这些企业不能按期投产。
刘岩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这三百一十三家企业，每家一年平均的生产产值为三千四百万，这样算下来，这三百一十三家企业，每年将为钧都市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总价值为一百零六亿以上，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因为这些企业的正常运营而带来的其他行业的经济增长。
刘岩又向常委们提供了另外一组数据，三百一十三家企业的正常经营，可以直接带来的就业人数为九万七千人，间接带动就业的人数为三万一千人，这两者加在一起，就会实现将近十三万人的就业。
第三组数据是这三百一十三家企业给钧都市的财政以及国家财政方面做出的具体贡献，这两组数字，相当于现在钧都市每年全部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一串串数字，让与会的每一个常委都触目惊心，透过这些数目字，常委们有了一个共通的认识，如果仅仅是因为三十九户家庭拆迁的问题导致了西城工业园区不能顺利地实现三通，进而导致了企业不能正常的开展生产和经营，不仅仅是对企业的犯罪，同时也是对钧都市一百三十万人民的犯罪，是对国家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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