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又举了一个国人的例子。
“假若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遇到红灯，但没有车辆驶过，这个人应该是走还是停呢？”
“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遵守规则就是无论是否有车辆驶过，遇到红灯行人就应该停下来。如果用西方的经验来衡量，很容易得出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结论。”
“但事实上，中国人对规则的理解是情景化、语境化的。中国人是一种经验至上的族群，不信奉绝对化的规则。因此是否通过马路，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安全的经验来判断，没有人会跟红绿灯较劲，因为这会被视为‘傻’。”
“这并非中国人不讲理，而是这个理是交给了具体实践的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中由他自己做出判断。而且，中国人也愿意相信，君子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再比如，西方奉行在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对不对？对。但是在我们中国，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的庙会，是不是公共场所？庙会就是吵吵嚷嚷、热热闹闹，你要让大家不喧哗，岂不成了笑话？庙会不吵不闹不乱，那还叫庙会？在我们眼里，这叫接地气，这叫人间烟火。”
“文明真要成为普遍性价值，它不应凌驾于具体性的文化之上，而是俯下身来尊重和亲近具体性的文化。”
“总而言之，文化具有遮蔽性，不想走进死胡同，就不能以特殊为由，拒绝普世文明。同时，尽管文明天然具有拓展性，普适性，但若不能俯下身来尊重、亲近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所谓的‘文明’，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如果说现在还在宣传各种小英雄，不是蠢，而是坏！”
“我记得王朔曾讲过：当我还是傻B的时候，被他们那套谎言骗得热泪盈眶，义愤填膺。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会憋着劲教你学好,然后由着他们对你使坏。”
原长红的脸变得涨红，江寒这一番话，搞得他异常难受，说他的话粗俗不堪吧，他偏偏是理论上一套套，很有深度。王朔本身就是个流氓，要不然不会说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诳语。王朔的作品被称为痞子文学，王朔也被称为“痞子作家”。
王朔在不少场合对文化圈内的诸多名人发动过骂战和攻击，没有一个人能辩得过他，因为这个人有一股子流氓劲儿，而广大的读者还偏偏吃他这一套，好多知名人士都不敢接话。
原长红感到，今天江寒说话特别呛，带着一股子流氓味儿！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江寒，看来，你的水平高得很啊。要不，你来当这个副组长？”原长红说道：“我给寇局长说一说，我让贤，你主持。”
“原组长言重了，江寒只是提个建议嘛。他说的有道理，就采纳。他讲的没道理，也可以启发一下大家的思路，对不对？”
陈逢春感到今天这事好像闹大了，如果原长红让贤了，说明这个理论研究组的氛围不好，这样对谁都没好处，于是及时出言相劝。
“是啊，原组长，搞学术的嘛，要允许争论。小江年龄小，说话直，我们也不要太在意了，是不是？”
如果大家不劝，原长红可能就不吭声了。但是大家越劝，原长红的面子越是过不去，反而变得激动起来：
“允许争论，当然允许争论，但是不能攻击！你们听听刚才江寒说的，那是争论吗？刚才争论的内容，不是观点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有些观点，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
原长红又开始扣大帽子，江寒不禁动了气：“你除了会扣帽子，还会干什么？一点事就吹毛求疵，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借题发挥。像你这种马院教授，就你这种作派，早就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原长红气晕了，嘴唇都在抖动：“你，你，你，你竟敢对我这么讲话！”
“怎么，你给我随便扣帽子，我就得戴着？”江寒针锋相对。
“好，好，好，江寒，我去找寇局长。这个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原长红走向会议室的门口，停下来转身指着江寒说：“你给我等着。”
“好，我恭候佳音。”江寒哪里会怕原长红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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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长红气冲冲地出了会议室，迎面遇上了回到这里的寇志海。
“寇局长，您回来得更好，有件事，得向您反映反映。”原长红急忙说道。
“好，你说吧。”寇志海说道。
“寇局长，进会议室说，让大家伙都听一听。”原长红感到，必须把刚才的冲突公开，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江寒是寇志海最后带过来的，如果公开在会议室里面说一说，寇志海就不太好徇私。
“那行，进去说。”寇志海没有多想，就跟着原长红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的人正想议论呢，哪知道原长红回来了，寇志海也回来了。
坐下之后，寇志海问道：“原教授，到底有什么事？”
“寇局长，江寒同志的理论水平太高了，口才也无人能敌。我觉得，他当一个区区的组员，实在是太低了，与他的水平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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