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医院，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洒在长长的走廊过道上。
亚瑟隔着厚厚的白窗帘向手术室里张望了一眼，19世纪的手术室与百年之后的医院大相径庭。
即便是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机构，也不能摆脱时代的特点，目光所及之处尽是中世纪古老医学的残留气息。
手术室的环境称不上光洁明亮，厚重的窗帘拉着，将自然光拒之门外，室内的光源则依赖于几盏昏黄的油灯，摇曳的火光在手术刀和金属工具上反射出幽暗的光芒。反而更像是一座被木质长凳和铁制手术台占据的小剧场。
即便房间内弥漫着药水和酒精混合的刺鼻气味，但这场景依旧让人感到远离现代化的洁净与秩序。
这场外科手术由医学院院长约翰·布卢门巴赫教授亲自操刀，这位闻名于世的解剖学家和医学教授，不仅因其在人体学和种族学上的研究而广为人知，在外科手术方面也堪称一代大师。
布卢门巴赫站在手术台旁，身穿深色的羊毛外套，外面套着一件皮制围裙，围裙下摆已经被患者的血迹染红。
他的助手们也没有穿戴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无菌手术服，取而代之的是厚重的学术长袍和同样的手术围裙。
教授的双手没有戴手套，而是像是许多同时代的老医生那样直接握着手术刀。在没有无菌化意识的当下，手术时戴手套常常被当作不专业的表现，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会影响到手术刀的灵活操作。
紧张压抑的气氛当中，布卢门巴赫的声音低沉而清晰，他的指令一一传达给助手，空气中只有手术刀切割皮肤时轻微的“咔擦”声和助手们快速递送工具的响动。那位倒霉的博士生病人则仅仅只是被简单地用绷带固定在手术台上，在这个麻醉技术发展的初期，大多数病人只能靠几口烈酒和鸦片酊来缓解即将到来的剧痛。
如果遇上个庸医，兴许手术还没结束，病人就已经恢复了意识。而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自然也不言而喻，医院里时不时传出的几声如同杀猪般的叫声便是明证，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刮骨疗毒的勇气。
不过万幸的是，布卢门巴赫并不在庸医的行列之中，作为全德意志的顶尖外科医生之一，他的动作精确而果断，就仿佛在处理一件珍贵的解剖标本。
他对人体结构的深刻理解使得每一刀下去都稳准狠，切割的角度和深度完美契合手术的需要，绝不会多下任何一刀。
而在一边观摩的医学生们则目不转睛地盯着教授的动作，甚至连眨眼的频次都很低，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小细节。因为谁都知道，这样的学习机会到底有多难得。
如果别人不说，估计很难有人看出来手术台上挥汗如雨的布卢门巴赫已经八十一岁了。然而，对于一位八十一岁的老教授来说，能够坚持在讲台上继续授课就已经足够令人尊敬了。而像是今天这样亲自下场做手术，就算他本人愿意，他的年龄也不允许。
因为在某位猪倌看来，外科手术和杀猪的区别仅仅在于目的，一个是想要救命，另一个则是想要取命，但是两者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无区别，而且同样很费力气。
当然，没有人会当着布鲁门巴赫的面把这话说出来，哪怕是天文台长高斯、哲学院长赫尔巴特抑或是历任校长和学监，都得在这位医学老教授的面前也得乖乖受教训。
这位老先生16岁时就被公认为天才少年，并先后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攻读医学学位，23岁成为哥廷根大学的医学博士，24岁获聘哥廷根编外医学教授，26岁转为正教授，而这个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还有11年。
当热月党人结束大革命组建督政府时，布鲁门巴赫已经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外籍院士了。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布鲁门巴赫多了个美国哲学学会成员的头衔。
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他侄子路易·波拿巴出生那年，布鲁门巴赫喜提荷兰皇家学会会员。
1812年，拿破仑撤离莫斯科，英国火烧美国国会大厦和白宫，布鲁门巴赫又得到了汉诺威皇家科学学会秘书和瑞典皇家科学院会员的身份。
而当拿破仑被流放那年，他又成了汉诺威总督剑桥公爵钦点的王室医生。
而在去年，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头衔也姗姗来迟的落在了老先生的脑袋上。
不过，最令布鲁门巴赫骄傲的还不是他那数都数不清的院士头衔，而是哥廷根大学校内为学生设立的一项旅行奖学金——布鲁门巴赫奖，这项奖学金于1825年设立，旨在资助校内有才华的年轻医生和自然学家，而设立该奖学金的最大原因就是为了纪念布鲁门巴赫教授在哥廷根获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
英国的事务官都知道，一个人在某个部门任职时间越长，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就越大。
哪怕他只是个最普通的部门办事员，在部门任职58年也足够令他在该部门的地位变得极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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