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永乐两代皇帝都是军伍出身，对于犯错的军官一般违法行为相对比较宽容。除了永乐皇帝对于想要祸祸的建文朝将领之外。
正因为相对宽容，造成了军官有恃无恐的情况，军队内部的贪腐成风，克扣军队基层福利成了基本操作。特别是边疆的国防军，腐败速度相当迅速，士兵待遇低下到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
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从洪武中朝开始愿意老老实实来当兵的就少了。到了宣德初年时候，就有记录开平、大同、山海关等边关地区的军士连过冬必须的皮裘、狐帽、胖袄衣裤鞋袜等生活必须品都得不到及时补给。
军队中将领侵占屯田后私役军士耕作，使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士兵成为了军官的私人仆役一样。而军队本身还需要承担修砌防御工事，为边境提供冬日取暖做饭用的柴炭等工作，士兵们年头到年尾几乎没有一天休息时间。
最开始是逃军，由此官府大量从贴户中勾军补充进入军伍，然后是再逃，再勾，再逃……
到了短命的洪熙时期，就几乎没有多少军户还肯去当兵了。
宣德元年时，为了解决逃军的士兵缺口问题，朱瞻基安排人在做了调研后终于派出由多部侍郎领头的十五人“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进行清军活动。
两年后，当时的行在兵部尚书张本又上奏加大清军队伍。于是宣德皇帝又抽调了六科给事中、各道掌道监察御史共十四人分赴各地参与清军活动。
实际效果，因为逃军本来就是军队内的贪腐积弊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反应。而勾军目的仅仅只是补充逃军人数，不但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反而增加了更多社会问题，由此更加巨了逃军现象。
宣德年间的清军目的又是查勾军和逃军的积弊，自然受到利益即得者一致排斥。由此产生的最终恶劣后果还是由基层百姓来承担。
“要根除弊端，免不了要革新，要变法。我也知道变法干系重大，但如今的大明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说到军队根基烂了，朱祁钰就头疼。
“历朝历代想要变法的有识之士都需要朝廷同意，而今我想要变法，也需要朝廷支持，这其中就需要内阁并各衙、各部鼎力支持。”朱祁钰讲这个话，陈循和于谦当然是不信的。
别人变法需要朝廷的支持其实是需要皇帝支持，就算皇帝当时支持还要担心后面皇帝变卦。你皇帝想变法，需要谁支持？
哪个官吏敢不支持就安排哪个去琼州府种菜、去北港（明朝对台湾的称呼为北港或东藩）抓鱼、或者去捕鱼儿海放羊（呼伦贝尔草原西南，如今中蒙共有湖泊；蓝玉曾在捕鱼儿海大败北元，活捉北元贵族一百二十余人，官属三千余人，牛马驼羊十五万，玺印、图书无数）就好了。
世界这么大，皇帝能安排你去看个够！至于有没有命回嘛，呵呵，这个问题太肤浅，不属于皇帝需要在意的范围。
“陛下有此决心，臣等敢不尽力？”此时五十出头的于谦还算是少壮派的中老年人，干劲实足。
“陛下有革除积弊之心实属大明之福，臣必当以死报效陛下信重之恩。”陈循虽然比于谦大四岁，但是没有于谦在外巡抚十几年的辛劳，看起来还年轻很多。
“如此，就拜托于卿、陈卿两位，领内阁共商变法革新事宜。这第一道，便从军户着手。”说罢朱祁钰起身拉住两人的手说道：“两位皆乃肱骨之臣，兵事为保境安民第一要务，来不得半点含糊。早日清除军士兵源问题，就解决了朝廷无兵可用的隐忧，一切拜托两位了。”
话说那么肉麻就算了，关键是还拉着两个老男人的手，那股子热情劲让人直掉鸡皮。
“陛下言重了，这是臣等份内之事。”于谦急忙回答道：“陛下，前有吏科给事中程信曾上言北京城防帖曾言及募兵之事。臣等商议后以为北疆之危已解，便未曾专奏于御前。如今看来，确是臣的疏忽，还请陛下降罪。”
“哦~所奏为何？”朱祁钰问到。
“回陛下，程信奏章所言大致为‘京城召募勇敢，固有乐于向用者，亦有不愿应募者，盖其意谓有功则受官赏于今日，无功则难免军于后日，怀此疑惧，隐匿者多。乞敕该部榜谕军民、官舍、匠役人等，但有勇敢应募奋力出奇有功者，不次升擢；无功者，事毕听回。如此，则人疑通财富而勇敢至矣！’”
“这……是大致为此？于卿竟有过目不忘之能！妙啊！”朱祁钰夸赞道。
“廷益兄大才。”花花轿子众人抬，何况于谦真有本事，陈循也不吝啬接口称赞道。
“全赖陛下洪福，程信所奏确实一针见血，臣便记下了。”说罢，于谦冲陈循笑笑，算是回应。
“如此说来，于卿以为募兵可行？”
“可行。”
“嗯……那是最好不过了。其实我原意并非只改勾军、清军制，实际上我想改的是整个军户制。”说着，朱祁钰笑着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我也知道此事非一朝一夕可成，既然谈到此便跟两位提一句。我本意是想彻底废除军户、贴户制，天下百姓均可自愿应募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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