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主考官实际上不是出题者，纯粹是阅卷者，按照标准答案给糊名的试卷打分，只有到了论述类题目，才有些许“自由发挥”的余地。
若一个考生把客观题都作对，那么即便自己的论述题答案不入考官法眼，也不会明显影响总体成绩。
这样的设计，让主考官没道理成为上榜考生的“座师”，当次考试（乡试、会试）考生能上榜，不能说是主考官“慧眼识英才”。
因为只有一个人，才有资格成为考生的“座师”，那就是天子，其他各级考官，不过是拿着答案打分的“员工”。
通过殿试的考生，是天子门生，而不是某个主考官的门生。
殿试的考题由天子拟定，至于这题目是天子从其他人拟定好的题目里选，还是由天子自己定，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宽度”、“深度”都够大的题库，而这样的题库，花了近二十年，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最后才建立起来。
这项工作艰难无比，首先光是按四个级别定题目难度，就让学者们吵得面红耳赤，因为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问题的难度判断不同。
诸如刘炫、刘焯这样的经学名家，看什么问题都觉得容易，总不能按照这两位的标准来给题目定难度。
既然要定一个标准，那么如何定这个标准也得有个“标准”，所以光是为了“标准”，就折腾了许久。
其中艰辛，杨济有所耳闻，只叹为了科举这种子能发芽、茁壮成长，天子苦心准备了那么多年。
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准备，明德年出现的科举制度，有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收效如何，还得以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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